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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转型的个人体验:高考四十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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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伟大转型的个人体验:
高考四十年记

2017年,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年。在这个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我带领的团队立足中国、研究社会,撰写的《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具有政策和实践意义的专著使得我思绪纷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四十年前高考开始的。在此,我决定用叙事笔法把自己四十年前经历的中国高考改革部分片段记录下来,将这个伟大转型瞬间中的个人体验呈现给大家。

著名的社会学家皮特·布劳(Peter Blau)构建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模型,其中教育是重要因素。德国威廉·冯·洪堡先生(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了号称现代大学之母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建立了系统的大学教育和管理制度,其教研合一、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洪堡精神引导了数代优秀学者和学子。其后,各个国家大学纷纷仿效。进入大学学习乃年轻人的梦想。入学考试制度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成为大学选择优秀人才入学的标准。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中最活跃、最有思想的群体,无论战争或内乱、意识形态分歧、经济繁荣或萧条,都未改变。但这个制度在中国1949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扭曲。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高压,大学停止高考招生,蹉跎了多少优秀学子的青春。最严重的是,这堵塞了社会流动的教育通道,固化了中国社会结构。1981年,我坐在南开大学主楼三楼的教室里,聆听布劳教授给我们讲授社会学理论,思潮澎湃。因为教育能够改变社会不公平,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显示一个社会的活力,它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教育的作用并非绝对,社会结构与制度决定了教育的功能,也决定了教育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在一个固化的社会结构框架中,个人社会流动的选择范围是很小的。当这个固化的社会结构框架有一点改变时,积聚的能量就会喷发而出,个人就能寻找到新的向上流动机会。中国这个改变最好的案例就是1977年的高考改革,它极其有力地说明了社会学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在川大老同学们的督促和鼓励下,我终于拾起记忆沙滩上的贝壳,写下自己与高考的故事。

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个人的过去和未来都会深深烙上社会的印记。我从小在四川日报大院长大。童年生活中有很多四川日报的故事,对四川日报有很深的感情。父辈们“百姓疾苦笔底波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励着我认真读书。四川日报自设图书馆,藏书种类丰富,部分来自四川日报的前身——重庆新华日报社、华西日报社,部分来自当时内部出版的书籍,还有的是新购买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半懂不懂地悄悄看了内部出版的《朱可夫传》等书,跟着四川日报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如《山本五十六》《红帆》等,也像一个小大人似地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看当时还是内部刊物的《参考消息》,还经历了父母分别到五七干校学习,我独自带着两个弟弟在家做饭洗衣服的日子。为了让在干校的父母放心,我带着弟弟去照相馆照了一张三寸照片邮寄给他们,这在当时真是有点奢侈之举。我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之痛,但在四川日报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中,可以读书,童年成长也因此受益匪浅。

1964年我从成都市第三幼儿园毕业,通过严格的海选面试(2000多考生),考入百年老校成都商业场小学。就读五年一贯制二部制试点班。适逢小学教育体制改革,压缩学制时间,增加课外活动。我参加了半导体小组,担任成都市红领巾鼓乐队小鼓手,多次参加成都市重大活动。班主任刘非英、李慎吾、周世德老师对我厚爱有加,冯朝文、周绍雄老师也是关爱多多。“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我被父母送回老家山西临汾,在泊庄小学插班学习半年。那里民风纯朴,学习氛围极佳。高考语文最后一道题是默写毛泽东诗词《蝶恋花》,我一字未错,这完全得益于泊庄小学插班学习。“文化大革命”后期,成都商业场小学整班升入文化宫中学。聂世超、杨孝慈、刘洵生、商老师、许老师等老师对我们也是鼓励、培养。感恩! 在幼儿园还比较活泼、调皮的我,入小学后顺利渡过心理转型期,前后当过班主席、中队长、团支部书记等,在服务中有很多成长,当然也有被同龄同学不理解的委屈。老师的鼓励和关爱,是我学习很重要的动力。我这个老师眼里爱学习的孩子,一直相信老师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成绩一直稳定地排在前列,为后来的高考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命运。1972年我上高中。中学时我们议论和期盼的大学恢复高考没有来临。1974年8月24日,17岁的我去四川德阳孝感公社和平大队二队插队。离开成都时没有不舍,觉得自己会有机会上大学。张静宜阿姨有车,顺路把行李很多的我送到德阳。我刚刚去插队时没有住房,生产队安排我住存粮仓库,屋里放有一张大床,房间又大又空,老鼠叽叽喳喳,到处乱窜。在我的要求下,后来搬入一位非常善良的杜阿姨家中,住在那儿数月有余,很是温暖。我当时担任会计,天天出工,养鸡种田,插秧打谷,春节不回家,被评为“德阳优秀知识青年”。那时也有开心时光,我组织社员晚上挑灯学习,吹拉弹唱,搞文艺活动。我一心希望争取到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完成未了的读书梦。父亲专门来到乡下找我谈话,动员我放弃上大学的想法,早点工作。我心里痛了好长时间。从中学起,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看到这段时间的日记,仍然不敢看下去。今天,我们都不再抱怨。时代就是个人命运的终结者。

1976年12月我获得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的指标。机会难得,我开始办回成都到四川日报工作的手续。因为工作指标必须当年用完,过期作废,我跑上跑下忙个不停。一天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枕头上放了10个鸡蛋……后来才知道是生产队保管员杨守福送的。那时一个工分8分钱,每天只有一顿饭能吃米饭。这是很重的礼物。陈敦和队长、杜队长、夏叔叔、杜阿姨……大家都舍不得我走,一片纯纯的、真真的感情。2011年我由南京大学推荐参加中组部等六部委教学科研干部学习班,到中央党校学习。开班典礼上,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做报告,他强调要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中断大学教育十年,让千千万万青年学子上山下乡就是历史,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经验。学习最后一个阶段,我们集体到四川地震灾区考察。火车路过德阳孝感公社时,站在车窗前的我眼睛突然就湿了……

人生转折就是一瞬间。我到四川日报工作才几个月,就有恢复高考的消息满天飞。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这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父母和老师殷切希望、同学积极鼓励我参加高考。我当时在四川日报校对组工作,晚上12点起床上班工作到黎明5点。每一篇稿子都要通过五遍校对,一点不能出错。这种黑白颠倒的工作时间和费心费力的校对任务导致我根本没有精力复习。由于刚刚工作,顾及各方面关系,自己也不好意思请假。母亲为了给我留出时间复习,一人忙里忙外,承担了全部家务。我就这样边工作边复习。有时看着看着,疲倦地一头栽在桌子上,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洗把冷水脸又开始复习。最后发现自己原来准备考理工科的复习材料根本复习不完。绝望之中,我一人孤独地坐在成都东郊河畔,望着滔滔不停的河水发呆。考理工科复习材料看不完,转向考文科复习材料也来不及看完,一时悲从心来,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用我积累的知识来考文科,即使复习不完也要去冲一冲。我天天看报纸,阅读广泛,政治考试应该没有问题;数学基础好,考试也没有问题;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也没有大问题;倒是地理、历史需要抓紧时间复习。回到家里,我为了节省时间,把长长的辫子剪去,变成短发。我一边通知父母我要改考文科,一边通报给老师我要改方向。结果都能想到,大家都觉得太可惜了,一片叹息声。我有那么好的成绩和基础,而且理工科名额多,文科名额极少,这等于自己减少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在外地,除了嘱咐母亲多多关心我,还漏夜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文科看似容易,实则很难。”这句话我牢记了终身,也受益了终身。



珍藏四十年的1977年四川省大学及中专招生文化考试准考证  

我的背影,亲人的目光。高考那天早上,父亲在外地出差,母亲没有送我去考场。出门时我向母亲挥挥手说“再见”,虽然没有回头,但一直觉得母亲在身后看着我走远。经历“文化大革命”,父母亲已有白发,身体也不如从前。我骑了父亲的28自行车去成都26中考场。一是心急,二是技术不好,红灯亮了,我刹车没有刹住,直接撞上前面一位大爷的三轮车。车上的蔬菜洒落一地。我摔了一跤,膝盖和手都流血了。我不顾疼痛,一骨碌爬起来赶快给大爷道歉,还打算赔大爷钱。白发飘飘的大爷知道我去参加高考,说“没得事,没得事,赶快走嘛,赶快走你得哈……”

是四川日报还是川大?高考结束后,同事、朋友齐齐和我打赌,赌我考上大学就请他们吃饭。1978年2月5号,我下夜班后在单位宿舍休息。同办公室的钱伯伯手里高举一封牛皮纸信封,站在楼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华…华…民,通知书到了!通…知…书…到…了!”我是四川日报考生中最早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拆开信封,看到通知书后,我沮丧了一阵,因为我没有填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文化大革命”历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让人身心疲惫,互相排斥,互相仇视。我特别不喜欢“政治”二字,当时真想放弃,再考一次。后来负责招生的吴老师告诉我,因为我总分高,特别是数学分数高,他认为适合学经济,一把抓住我的档案不放。原来我与经济学结缘就是这位老师牵的红线。得知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李半黎伯伯等长辈都笑着开我的玩笑,说读了大学还是可能回四川日报工作,问我还需要去读吗。校对组组长张泉叔叔知道我最后决定去读书了,组织了一个欢送会。复旦高才生谢志安叔叔仿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他写的长诗,鼓励我发奋学习求新上进。

迈出四川日报到川大。1978年2月22日,我最后决定去川大报到。从梧桐树大道走进川大校园,冷冷清清。我心生疑惑,翻来覆去把通知书看了好多遍,不得其解。最后找到一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她也把录取通知书看了几遍,莞尔一笑告知,是23日。因为手写“23”的“3”太潦草,看起来像2。如今录取通知书都是机打,这样的故事就真真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1978年2月26日前三天,我才不到四川日报上班了,搬进学生宿舍,大学新生活正式开始。经济学系领导在迎新会上讲话,解释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强调我们是学经济学的,这也让我释怀了。七七经济,强手如林。高考故事,悲喜交加。结识同学,共同成长。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四川日报,继续拓展我的学习领域,成长为中国社会的研究者。



1977年12月四川大学发出高考改革后第一批录取通知书

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考打开了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打破了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成了具有活力的中国社会新分层。其意义,远远不能用几段文字来概括。我后来由四川大学推荐到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社会学,从经济学转向社会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等,获得南开大学首届社会学硕士学位。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号称中国社会学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社会学学人,一个班走出20多位教授,多位是本领域的领军学者。其辉煌历史已经载入史册,一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还把这段历史写成研究生论文。后来我又由南开大学推荐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吐露港畔,凤凰树下,我在周健林教授(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和王卓祺教授(后任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的指导下安静读书和研究,开拓国际视野,奠定了我今天学术成就的基础。

天开教泽,吾道无穷。对于个人,教育机会固然是给有准备的人,但如果社会结构固化,有准备的人就只有噩梦。高考四十年,对于个人,是一个不断学习回报社会的过程。学习有苦有乐,苦乐相交,才是人生。对于国家,恢复高考是中国大学教育价值重新回归,也是中国社会结构重组走向世界的起点之一。恢复高考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新时代到来的标志。高考一小步,中国大发展!此时此刻,登高望远,把酒临风,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祝福我的祖国!

彭华民

2017年5月14日于金陵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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