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牛鬼蛇神录-杨小凯

jenny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
不对，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对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
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
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
。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
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
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
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
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
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
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
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
“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
。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
，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
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
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
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象诚实的学生模样。
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
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
我表现，混和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
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
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
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象到了末日一般，
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
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
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
到了一些象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
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
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
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
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
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
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
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
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
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
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付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
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
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
钱却完全一样。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
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
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
，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
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
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
，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
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
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
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
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
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
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
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
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
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
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
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
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
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
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
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
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
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
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
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
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
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
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
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
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
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
“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
“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
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
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
的大脑和灵魂。
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
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
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
。
“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
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
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
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进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
”“青年进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
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
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
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
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
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
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
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
“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
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
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
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
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象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
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
，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
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
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
方向开去。
“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
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
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
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
，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
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
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
湘派的成员。
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
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
，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
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
，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

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
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
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
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
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
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
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
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
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
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
，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
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
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
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
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
’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
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
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
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
“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
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
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
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
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象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
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
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
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
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
套!”
象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
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
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
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
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
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

jenny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
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
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
味。
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
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
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
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
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
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青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
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
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
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
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
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
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
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
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
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
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
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
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象
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象小妖怪的杨曦光。
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
。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
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
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
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
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
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
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
。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
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
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
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
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
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象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
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
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
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
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
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
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
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
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
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
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
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象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
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
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
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
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
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号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
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
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
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
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
。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样，毛
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
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
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
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火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
出击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
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
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
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
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
敌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
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
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
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象在红旗军向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
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
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
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疯狗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象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相机行事。坐定后
，我们自称是湘江疯狗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反
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
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
。“湘江疯狗”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
是我俩在一起以来，对造反派的敌意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
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中性些。
“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
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
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
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
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
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
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
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
”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
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
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
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
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象
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
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
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
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
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
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
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
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
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
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
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
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
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
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
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
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
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
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
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
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
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
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
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
。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
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
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
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
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
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象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
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
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
”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
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
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
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
多。
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
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
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
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
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们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
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
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

jenny

牛鬼蛇神录连载3——“联动份子” (续) 2004-10-18 18:45:19
作者：alan // 本版专辑 // 发贴数：345 // 积分：1321 // 注册：2004-7-9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
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
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
)，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
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
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
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
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
。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躁声大得吓人，
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
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
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
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
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
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
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
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
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
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
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
，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
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
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
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
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
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
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
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
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
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
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
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
纠察队’正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
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
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
’。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
，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
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
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
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
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
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
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
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
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
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
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
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
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
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
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
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
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
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
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
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
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
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
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
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
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
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
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
好朋友吧!’”
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
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
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
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
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
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
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
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
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
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
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
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
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
感觉就象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
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
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
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
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
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
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
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
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
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
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
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
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
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
“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
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
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
”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
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
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
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
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
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
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
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
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
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
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
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
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
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
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
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
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
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
不是更有利可图吗?”
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
?”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
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
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
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
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
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
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
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
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象在天堂一样新奇
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
”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
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
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
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
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
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
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