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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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

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那么该如何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1
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客观上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标准明确，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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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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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历史性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下面一些错误倾向：
（1）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如认为韩非子主张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反动的等等。
（2）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不适当地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
（3）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
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一定要提醒学生注重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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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全面性
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重视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也要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清朝政府的大员，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对立。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而应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给予“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
（2）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并不一致。例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客观上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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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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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评价
对历史人物可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主要阶段进行评价，如梁启超，中学历史课本主要介绍了三个阶段的活动情况：（1）维新变法时期。宣传变法，参与变法，应肯定。（2）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应否定。（3）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应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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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面评价
对历史人物也可以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如唐太宗，我们可以从政治（三省六部制）、经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思想文化（科举制、建立国家史馆和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民族关系（文成公主进藏）、对外关系（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等方面，对其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总结，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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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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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操作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既可以根据讲课的进度评价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把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的讲解。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遵循一个根本目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服从、服务于中学历史教学，而且，在讲解时不必逐个评价，而是将历史人物分为类别（如政治家、思想家等），每一类别重点评价一两个历史人物作为示例就可以了。这样，既能节省教师的时间，也能让学生有“人”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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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用词的准确性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中学生最普遍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如认为唐太宗是个“好人”、“君子”、“谦虚之人”，认为岳飞抵抗了金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记课文，如课文中对岳飞的评价是“南宋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另一方面还要将教材讲深讲透，告诉学生宋金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这种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而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至于各民族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那要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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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折中论
对历史人物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这是正确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学生容易教条化、折中化，如王某某，有对的一方面，也有错的一方面；刘某某，对的有三条，错的也有三条。那么，究竟王某某、刘某某是属于该肯定的还是该否定的历史人物？作者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必须抓住主要之点，从而作出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的正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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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上将见闻随想

刘亚洲上将见闻随想作者简介：刘亚洲，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正大军区职），空军上将军衔。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之女婿。
四川人邓小平
过宁强，“四川省境”的牌子扑面而来。我第一个念头便想到了邓小平。东方红，蜀地灵，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或者说，亚洲出了个邓小平。他是距我最近的伟人。向南望，波浪一般的山峦汹涌而来。邓小平的家乡就在那一带。
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最了解世界的是邓小平。农民造反夺天下，非毛泽东不可。农民蜕变为非农民，非邓小平不可。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大的差别在于：邓去过西方，毛只去过苏联。遥想清末，留着小辫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短短数年，既未勤工，也未俭学。台湾人说邓天天看足球，钻咖啡馆；中共党史说他狂热革命，两说皆过。只要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即可。法国几年，改变了他的一生。唯有一解：他看到了什么是富足。毛泽东只看到什么是贫穷。法国改变了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文明是无往不胜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无数左棍子。凡沐浴过西方文明的人，统统知道对错，有的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数遍中央大员，哪一家没有子女留洋？只有毛泽东。
铁的意志
四川人矮小，但有毅力，能吃苦。志愿军群英璀璨，四川人居多。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俱是。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却是一块钢铁。中共党内唯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做过检讨，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饶是勇气盖天，更显坚强。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全国批邓。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围攻邓小平。整整一上午，邓小平端坐在那儿，闭着眼。散会时，他拂袖而去，说：“我耳朵聋，什么也听不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胜之威，傲慢如牛，冷峻如铁，对邓小平说：“你若非要收回香港，那只能得到一座空城。”邓小平则冷峻如钢：“空城也要！”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趔趄一跤。后来邓小平对布什说：“我们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解决台湾问题吧。”气魄如宇宙。
罗瑞卿死后，邓小平提议耿飚任国防部长，遭到军中多数将领反对。几个元帅尤甚。邓小平淡淡地说：“好吧，开个 会，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邓小平参加。会上炮火连天。唇枪乱掷。耿飚如同躺在手术台上，被众人解剖个淋漓。邓小平一言不发，末了站起来：“都说完了吧？好，就这么定了，耿飚当国防部长。”扬长而去，丢下一堂目瞪口呆的大员。
西路军
下黄龙山，便是通衢之地川主寺。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就高耸在一座小山巅。碑身贴铜。据说在特定的季节里，夕阳回照，碑体大发金光。藏民呼曰“神碑”。岳父（编者注：作者岳父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四方面军离开松潘不久，北上，奉中央之命组成西路军，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幕。岳父率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黄河，九军、五军跟进。后胡宗南封锁渡口，后续部队未渡。西路军深入不毛之地，与回回军队展开激战。
西路军失败有两个重要原因：
①不谙地形、气候。大漠浩瀚，无依托。回回骑兵如狂飙。天极寒。红军多南方将士，不适应。
②民族仇恨。自清末回民大起义以来，回汉结下血海深仇。红军以阶级为纲。回回以民族划线。纵是赤贫的农民，杀起红军来毫不手软。1970年我野营拉练到宁夏，亲眼见揪出一隐藏多年的反革命：是一极穷苦的农民，当年曾亲手活埋过六十多红军伤病员。全军将士喋血黄沙，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成功写下了残酷的注脚。董振堂牺牲在高台城下，头颅被割下，在城头示众。20世纪80年代初我见到照片，触目惊心。一名红军女护士长，被回回钉在大树上，剖腹挖心。绅士围坐一团，饮酒。女红军雪白的裸体直到今天仍刺目。殷红的血直到今天仍流淌。
岳父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1992年6月，岳父去世前某日，他说：“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我敢打赌那些天他曾梦回河西。年轻的孙玉清、熊厚发微笑着迎接他。还有那美丽的女护士长，依然白皙，莞尔一笑，飘然去了。钉死她的那棵大树现在仍屹立在张掖县委大院里，自她的鲜血浸入之后，树就枯死了。
近代中国两次走到悬崖边
9月6日，从日喀则返回拉萨。途中，我攀登雅鲁藏布江畔的柔启山。登上海拔4700米的顶峰，我俯瞰西藏大地。山很新鲜。江河饱满。太阳很近。长安很远。雪映蓝天雪更艳。好河山！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我痛惜昨天失去的。
岳父曾道：“毛主席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同意把外蒙古割出去。”我永远记住了岳父的话。一个国家强大，首先要有辽阔的版图。祖宗挣下这份家业，子孙没出息，守成不足，败家有余。到我们这一代，应龙行虎步，不勒燕然非好汉。我像江总书记一样把忧虑的目光投向东南。那个小岛在呐喊。一个民族在内战。再往东方看，那是美国。在美国上空，云成五彩，呈龙虎状。我暗暗心惊：“那不是古人讲的‘天子气’么？”美国人就要统治世界了。美国人深知，阻止一国崛起，最要紧的就是肢解它的版图。二次大战后它肢解了德国。英国曾肢解印度。冷战结束后它肢解苏联。现在又将南斯拉夫分尸。俄罗斯已死。美国对中国开刀。大陆和台湾都是美国全球棋盘中的棋子。
小小台湾，有可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若我对台用兵，正中美国奸计。台湾回不来，西藏再出去。近代中国曾两次面临被肢解的境地，第一次是1840年由英国人发端，至1900年八国联军收尾，中国体无完肤。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纷纷参战，中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就在这段时间里，主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相继出生。
第二次是从1895年到1945年五十年间，日本侵华。台湾先失，东北再失。“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凶。这时日本犯了两个错误：发动太平洋战争，唤醒了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此其一。日本原是循忽必烈灭宋的路线进攻中国的：由北向南，先取四川，把蒋介石逼到东南沿海。国民党吸取历史教训，倾全国之力发动松沪会战，竟使日本改变战略，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进攻。蒋介石得以退守四川，倚天险，倚美援，也倚苏联，论持久战。如果日本军部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把战争严格限制于北纬三十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中国今天的版图难以想象。此其二。历史可一可二不可三。命运不会永远关照中国。
江西
毛泽东历来重视江西。他把此地视作他的后院。“文化大革命”前他特意来赣汲取营养和力量不算，还把他的警卫员程世清派到江西当诸侯。程世清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忠心耿耿。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文章《跟随毛主席长征》。字里行间是煮沸的热血。我猜想毛泽东把邓小平发配到江西也是让程世清看紧他呢。程世清也确实这么做了。程世清是“江西王”，坏事做尽。1969年，毛泽东把芒果送给工宣队，各地蓬勃掀起迎芒果高潮。当然是假的，用蜡制作。爸爸时任宝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亲往火车站迎芒果，小心翼翼地捧着走过十里长街。两旁是市民。一个个脸红得跟猴腚似的。在一团忠君的氛围中我偷偷地想：一个假玩意，如此兴师，不值。我敢打赌与我同思的人不在少数。而在江西则出了问题。程世清像爸爸一样捧着假芒果独行，路过贫下中农队伍时，一个青年农民突然以当地官话叫道：“假的呗！是个假家伙么！”犹如一颗炸弹投进人群。万人一片死寂。整个南昌城都吓得发抖。立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冲上去，把青年农民绑走。几天后，该农民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处以死刑。听到这个故事，已是十年之后了。我所在的部队里一个江西籍的排长亲口告我。当时我俩在擦枪。讲毕，他眼睛微微发红，见我察觉，低下头去摆弄子弹。我看见一颗大大的泪珠滴在子弹上。我登时怀疑他与那个被杀农民的关系。俄倾，他拨出一颗子弹，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一颗给王洪文。”拨出第二颗：“这颗给张春桥。”第三颗：“给江青。”他一直拨出九颗子弹，全给了当时最靠前的国家领导人。最后的一颗他明确说：“给程世清。”我的心不跳了。
三官阁过街楼
在三官阁过街楼左近，有一幅“文化大革命”时期画的毛泽东像。毛泽东着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至今保留着血一样的颜色。毛泽东微笑着挥手，不知想把中国人民引向何方。因此地位于门头沟山区，偏僻，此画得以保留下来。我和胖胖驻足，凝视。我脑子里倒海翻江。毛泽东一生以反封建为己任，结果自己深陷在封建的泥淖中不能自救。他甚至扩大了这泥淖。他是有病的。什么病？“东方病”，又叫“亚洲病”。
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就是专制主义。反映到领袖身上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领袖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印把子握到底。老太阳落，小太阳起。印度尼赫鲁死了，就必须由他女儿英迪拉•甘地接班才行。甘地死了，轮到儿子拉吉夫•甘地。儿子又死了，又轮到儿子的妻子。北朝鲜金日成曾在他的“语录”中肉麻地夸奖儿子：“金正日同志是人民卓越的领导者。”金日成是五千年出一个。金正日是一万年出一个。在中国，蒋介石把宝座留给了儿子。在亚洲，凡个人终身独裁者，只要有条件，没有不走这条路的。令人兴奋的是，亚洲病开始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侵袭。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南朝鲜，政权民选，大公司大集团仍是家族作坊。这一切的根子不在专权者，而在人民。什么样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而什么样的制度又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民。一个作家说：“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人民公仆”兴起的造神运动，不如说是“人民公神”发动的造奴运动。人民深信“从此站起来了”，却唱着“万寿无疆”跪下去。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一部中国现代史，翻来翻去就是两个字：无耻。要敬许多菩萨，可怕；如果只敬一位菩萨，更可怕；一旦敬了一位菩萨，便不许再敬其他任何菩萨，那就十分可怕。
大连
美载此城！1966年冬，全国大串联，我和巫建兵、田迎庆、魏幼军等从烟台乘船来大连。孔有德、尚可喜、仲曦东、张万年都曾走过这条海路。三十年过去，记忆已不可寻，唯有大连火车站仍有较深印象。汽车可以一直开到二楼，为日本人建造。当时这类建筑罕见。后来看电影《兵临城下》最后一个镜头，国民党兵集体缴械，就是在火车站广场拍的，我一眼就认出来。“大连车站！”我叫道。三十年后故地重游。大连好得超乎想象。
①建筑美。近年来全国建筑业一片浮躁之气。尤以北京为最。“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物，现在又疯狂制造假古董，仍是一种破坏。北京城几乎没有一件可圈可点的建筑。陈希同不仅被他的腐败行径钉在耻辱柱上，也被他所钟情的建筑物钉在耻辱柱上，因此他的耻辱无论如何是不朽的了。大连则每一幢建筑都像惊叹号。旧建筑端庄稳重，如老人；新建筑婀娜挺拔，像少女。北京的建筑像生过一打孩子的双乳松弛的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好好保护老的，好好建筑新的。老的不能新，新的不能老。女的不能男，男的不能女。
②自然美。大海是上帝的赐予，不消讲了。山也是一片葱茏，这不能说不是大连人的伟绩。日俄战争中，所有的山头都被炮火夷平，连草也不长，哪堪树木？二○三高地除了掩体就是掩体。而今，焦黑的土地全披绿衣。从大连到旅顺口的路上，山林密密，心喜。自然美不能赖于自然，而赖于人类。北京岂不美？却被人为地破坏。大连规定：出租车禁用夏利、面的，必须大宇以上，因此出租车也成一道风景。不似北京，街上一片屎黄。“面的”排出的屁弥漫京师。
③人美。早就知道大连姑娘漂亮，此次加以印证。举目则亮丽，回首皆芳草。我和胖胖在香格里拉游泳池游了一小时，进来了八位女性。或年轻欲滴，或稍年长，或带孩子，或傍大款，令人惊奇的是，竟个个漂亮。这是美国和法国的比例了。在京广中心泳池待一天，除了母猪笼就是黑牡丹，要不就是来个狰狞的大麻子，也是普遍的事儿。
安徽会馆戏楼
这是清代的建筑，气势恢弘。历时两百年，依然傲立。它虽然一脸沧桑，但比今天北京风起云涌的那些新建筑好看多了。今天北京的建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建筑，可以说集全中国，不，全世界丑建筑之大成。
①北京建筑充满了“皇城根儿意识”。陈希同曾指示：北京建筑要发扬“古都风貌”，于是，不设计成大屋顶的建筑，一概不批。细细一想，“大屋顶”是什么？宫殿嘛。老百姓自古盖房子就盖不起大屋顶。用古代话说，北京人离皇帝近，“天子脚下皆顺民”；用现代话说，北京人离权力近，有“中心感”。北京人思考问题动辄以全国为视野，那份指点江山的气派常常令外地人汗颜。事实上这是自古以来的天朝心态一直未曾泯灭。反映到盖房子上就是拼命追求宫殿化，甚至连公共厕所也用琉璃瓦砌顶。北京的中心是故宫。现代北京是座放大了的故宫。皇帝没有了，故宫照样生存。故宫是面镜子。北京也是面镜子。它把历史上的咸阳、西安、洛阳、开封，全都浓缩到了一起。中国的大本营搬来搬去，可中国人却没怎么变。就像蜂群一样，总是嗡嗡地围着蜂王转。我还有一个发现：故宫很像陵墓。其实中国所有帝王的宫殿和他们的陵墓都是同时建造的。西方人把天国虚置于天上，东方人则把天国实埋于地下。因此东方许多最伟大的建筑都是陵墓，如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十三陵。陈希同的“古都风貌”渴望盖宫殿，殊不知在今天营造的却是一座座大坟墓。越辉煌就越像坟墓。越像坟墓就越辉煌。北京的建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②没有文化。罗丹评述巴黎圣母院时说：整个法国就凝聚在这座大教堂里。吴冠中说：“我们每想到一个城市，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形象就是它的建筑。”今天北京整个城市就像满嘴镶了金牙的小商人，虽然金光闪闪，但一脸的没文化。我多次去巴黎。我住在北京。我在反复比较了两座城市的建筑之后悟出一个道理：巴黎的建筑是由艺术家设计的，北京的建筑是房地产开发商设计的。艺术家要的是美。地产开发商要的是钱。艺术家追求永恒。开发商只顾眼前。建筑是文化的折射。人类的全部思想都会在一砖一瓦上体现出来。古希腊文明如果没有古希腊建筑作陪衬，一部希腊史就像要坍塌的样子。陈希同会说：“东西方不同。我们学不了西方。”那让我们回到东方。日本和中国香港同属东方，日本的建筑比中国香港的好，可我们偏偏学香港。而且学的还是它最坏的。吴冠中说：中环广场怎么样？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偏要做成那个样。这样一来不是香港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回归香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情万丈地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一片森林般的烟囱，那么多好。”一位中央领导才说：“老北京原来连一根火柴都造不了。”这句话荒谬到极点。北京需要能造火柴干什么？巴黎也许不能造火柴，它难道就不是巴黎吗？中国人首创了把白瓷砖贴到建筑物外墙的做法，外国人还以为是把厕所的瓷砖贴反了呢。言下之意，这些建筑物都是厕所。因为没有文化，北京马路越修越广，塔楼越盖越高，车流越来越旺，四合院越来越少。天空越来越灰，日子越来越“黄”。我认为：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我有四句评价：树种树死，水流水枯，鸟飞鸟尽，人住人亡。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观点十分犀利。他指着东一堆、西一撮，毫无规则、毫无章法的丑陋的北京建筑咬牙切齿地说：“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可陈希同生生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弄没了。比帝国主义还可恶！”法国建筑大师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闪闪发亮的大鸭蛋，一屁股坐在故宫、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旁边。反对者众。有些中国建筑师甚至如丧考妣。我倒觉得这个设计很棒。设计本身尚属次要，关键是他的创意。安德鲁说：“中国人二十年后才能接受我这个未来派的设计。”
宏庙胡同
这条胡同离中南海很近。尽是破烂民房。百姓们居住条件虽差，但生活一日滋润一日。房屋赛狗窝，可出了门，一个个却衣着光鲜。正是晚饭时分，从各个院落里飘出来的菜香凝固在空气中。我们看见一个妇女将半锅白生生的大米饭倒进垃圾桶。我乍舌：“淫佚至此！”从一间民房走过，看见一个背着书包、扎两支小辫、十多岁的女孩子蹦蹦跳跳而来，未进门就大声问：“妈，今晚吃啥？”屋中传出妈妈的声音：“饺子。”小女孩倚门而立，脸上立即改变成一副恶毒的模样，狠狠地说：“又吃饺子呀！”宛如让她吃毒药一样。我如受剑刺。饺子是什么？那是几千年中国人的单相思。过年才能吃饺子。几个月前孩子就频频梦见它。至今我仍视饺子为精品，岂知在新一代主人翁眼中竟弃如敝屣。我不由得想起“大跃进”时中国遍地饿殍的惨象。农村死了人，埋葬以后必须要派人昼夜守候，否则立即就会被饥饿的人们挖出来吃掉。岳父到河南走了一趟，深谙民情，不停地讲坏事。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去。岳父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懒散地躺在床上看书，说：“李先念，你是杞国人。”岳父不语。毛泽东接着问：“知道这个意思吗？”岳父答：“知道。开封西边有个杞县。”毛泽东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岳父说：“太原只够三天的粮食了。”毛泽东脸色沉下来，问：“送救济粮了么？”岳父答：“送了。可运粮车到阳泉又掉头开往济南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岳父答：“济南只有一天的粮了。”毛泽东挥挥手叫岳父走了。那些日子，中南海仍举办舞会。岳父对我说：“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可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陪老人家跳。”一次，毛泽东拉岳父陪跳。岳父忍不住叹息：“多好的人民啊。”毛泽东听到后一怔：“为什么？”岳父说：“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毛泽东道：“按李先念副总理的圣旨办。”姑娘们脱下鞋，脚都浮肿了。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毛泽东黯然，说：“以后你们都别来跳舞了。”姑娘们却说：“我们都想来。”毛泽东问：“为什么？”姑娘们答：“来跳舞，至少管一顿饭。”
豆腐池胡同
豆腐池胡同15号原是杨开慧父亲的故居，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此居住。胖胖走近那扇斑驳的大门，于是也走进历史，叩门：“毛泽东在家吗？”一个多甲子前，此情景必然发生过。那时的毛泽东，是个满口湖南话的愣头小伙子。是木，不秀于林；是锥，未刺破口袋。他来到北京求学，学不成；谋事，事不就。教授们看不起他，同学们揶揄他。毛泽东一生不满知识分子，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残超过历代王朝。毛泽东心中不满的种子就是当时在北京种下的。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管理员，没干几天便被开除。蔡元培写信给一位姓蒋的老师：“毛泽东没饭吃，你给他找个差事，每月五块大洋就够了。”五块大洋便可支撑一个月，其困苦程度，可想而知。1949年，共产党大胜，毛泽东作为真命天子入主紫禁城。他在中南海下榻的第一个晚上，从床上失踪了。江青到处找他，竟发现他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月光透过窗棂将水银般的光芒洒在地上。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江青在他身边躺下去，温存地问：“老板，你在想什么呢？”毛泽东说：“我在想当年我在北平求学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八个湖南同乡住一间小屋子，晚上睡觉时，八人挤一张床，丝毫动弹不得。要翻身，都要事先通知身边的人。”
礼王府（西皇城根南街九号）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南海古建筑有些微损，中办遂抓住这个机会大兴土木。岳父本不愿拆他所居住的摄政王府，一再嘱咐：“能修修补补就不要推倒重建。”岳父搬到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中办立即把摄政王府夷为平地。岳父甚恼。后来他迟迟不愿搬回中南海，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华国锋看中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想搬来，于是一个劲游说岳父搬回中南海。华说：“除了九号，我哪儿也不去。”岳父不愿搬，后经邓小平亲自拍板，才乔迁。华国锋搬进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直到今天他还住在那里。岳父搬回中南海后，岳母留下这几幢厢房做仓库。岳母开辟了其中一个套间作为书房。我当时在空军创作组工作，不用上班。我有一毛病：写东西必置身于艰苦环境中，豪华安逸的房间不出作品。每天早晨，我骑车来到这里，一坐就是一天。中午由宋兴东从食堂打饭送来。《广场》就诞生在这间房里。华国锋已搬进来，此房后面的空地就是他散步处。我在屋里常能听见前中共主席那橐橐的脚步声。脚步声很稳定，很沉着，我纳闷：这么稳定的步伐怎么还会跌倒呢？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交城、清徐一带的人有种植葡萄的传统。华国锋弄了几株葡萄伺候着。他把治党治国的精力转移到治理葡萄上来。那几株葡萄被他养得坚实饱满，着实可人。葡萄下立着哨兵，既监视葡萄也监视华国锋。某日早晨，我听见华国锋训斥哨兵：“我的葡萄怎么少了三颗？是不是你昨晚上偷吃了？”哨兵嗫嚅着承认：“是我偷吃了，首长。”我大惊，原来华国锋对葡萄的粒数还心知肚明！
礼王府（二）
1974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旁的小松林中，我对小林说：“毛主席迟早会把江青抓起来，她干的坏事太多了。”李小林连忙用手捂我的嘴，说：“不许这么议论。”1976年9月，毛泽东撒手人寰。我把黑袖章戴了整整一个月。看见手臂上的黑袖章，我老挥不去那种感觉：它是“联动”的红袖章。1976年10月9日，我到北京看小林，她见我还戴着黑袖章，说：“还戴它干吗？扯下来算了。”“为什么？”“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我大喜，却抑制住狂喜，问：“谁抓的？”“我爸爸和叶老帅。”
我了解的情况如下：最早启动这件事的人是华国锋。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他先到西皇城根九号来找李先念，说：“江青他们几个要闹事，你看怎么办？”李先念对华国锋不了解，不免警惕，反问：“你说怎么办？”华国锋说：“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念沉吟道：“那就开全会吧。”华国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要抓人！”李先念一拍大腿：“嗨，你说到我心里去啦！”
二人商定：华国锋去找汪东兴，抓住8341部队。李先念去找叶剑英，抓住全军。叶剑英时住西山，李先念去看望。二人进客厅，打开收音机，宛如地下党接头般地密谈。议毕，李先念说：华主席还有一层意思：事体机密，“四人帮”爪牙遍京城，找完汪、叶后即请他们自行布置，不必再串联。叶剑英频频点头。李先念前脚走，叶剑英后脚就去找华国锋再次商议。叶剑英在华国锋处得到肯定后，迅即动作，将京畿地区部队部署停当。李先念则依计向一些可靠的老同志“吹毛毛雨”。那些不眠之夜，外松内紧。李先念的护士小闻是上海人，长得极美，是王洪文推荐来。岳父曾问徐桂宝：“小闻可靠否？要不要把她看起来？”徐桂宝沉吟良久：“我看她是可靠的。”华、叶、李、汪这面摩拳擦掌，“四人帮”那厢则麻木不仁，沉浸在平和的气氛中。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10月6日，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布下重兵，由华国锋亲自通知“四人帮”来开会。他们像企鹅般地呆头呆脑地依次而来，被逮个正着。怀仁堂里只有华国锋和叶剑英二人。面容肃穆。华国锋拿着一张纸宣布“罪状”，解放军随即动手。王洪文企图反抗，动作激烈，但被士兵们推搡几下后便老实了。张春桥一进怀仁堂就明白大势已去，一言不发。从那一刻起到今天，二十年他再未开口，据说声带已彻底坏了。姚文元则熊包多了，一看阵势不对，喊了几声警卫员，不见回音，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他连怀仁堂都没进去被押走。江青则是在二○二被捕获的。这四个人被押进汽车，绕中南海一圈后又返回，就关押在怀仁堂的地下室里，直到全国局势稳定后才送往秦城。华国锋怀仁堂得手后，李先念驱车前往玉泉山。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时代真的开始了。在距离国务院九号院约三公里的宽街的一座院落里，一个矮小的老人咝咝地抽烟。叶剑英派叶选宁把“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告诉他，他毫不动容，只淡淡说了一句：“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中南海小礼堂
紧挨勤政殿，与第四会议室一路之隔。原来主要功能是放电影。从毛主席开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两个嗜好：跳舞与看电影。“文革”中跳舞之风被禁，于是就改成单一看电影了。那时从香港进来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路过一下便走。到岳父家做客，最豪华的招待就是晚上看电影了。我平生看的第一部武打片《女拳师》，就是在九号小礼堂看的。毛泽东“文革”中就在这座小礼堂看电影，岳父也是。那时红卫兵攻击岳父是“大叛徒”，大字报在北门和西北门铺天盖地。晚上看电影时，毛主席一见岳父走进，就拍着自己身边的座位说：“先念呀，坐到我这儿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叛徒！”
中南海西北门
中南海西北门是我们出入最多的门。此门为中南海不甚重要的一个门，出此门向南，是大西门，那是最重要的门，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过去都出入此门。去怀仁堂、丰泽园也出入此门。毛主席唯一一次单独走出中南海，就是通过此门。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一天傍晚，毛泽东谁也不告诉，一个人走出大西门。在灵境胡同附近，被群众认出来。人们狂热地涌上来，簇着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据后来目击者说，毛泽东不为所动，眼睛眯虚起来，凝视着西方渐渐沉下的太阳，脸上竟有一种似乎悲壮的表情。毛主席的卫士长听说毛泽东独自一个人出了中南海，吓得当场屙了一裤裆屎。
孙中山行馆
现为国家安全部内部招待所，一般不对外开放。赖北京安全局朋友贾伯伟安排，方得进。孙中山逝世于此。他的卧室很小，在一个旮旯里。只有一扇小窗。窗外是高墙。阳光吝啬。招待所所长说：“此卧室风水不好。孙中山被克死于此。”中国这套阴阳学如嫪毐的Penis一般粗壮。信便有，不信便无。时而硬，时而软。有时灵，有时不灵。乔良说：“韶山有王气。一走近毛主席故居，便见山绿水美，一股森森的寒气逼来。”蒋介石派何键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按说王气该断，偏毛泽东气冲斗牛，如九曲黄水奔腾咆哮不可挡。这是风水不灵最典型的例子。亦有神秘不可解的。海南发现毛公山。除山形酷似毛泽东外，山下有“解放村”“爱国寨”，山背有“红星洞”“延安井”，俱是历史上就叫响的地名，是一绝。毛泽东更绝的是与“28”这个神秘的数字有关。繁体“毛泽东”正好二十八划，所以毛年轻时自称为“二十八划生”。毛泽东1893年出生，共产党1921年建立，这期间正好二十八年。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中又恰好二十八年。共产党在莫斯科闹得正红火时也是二十八人，号称“二十八个半”，那半个是✕✕10005;。国际惯例礼炮应放二十一响，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偏说：“放二十八响。”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正好二十八岁。古有“二十八星宿”之说，毛泽东莫非真暗合天命？
宝哥之死
宝哥真名叫陈永和，是台湾“四海帮”的老大。为人极为肝胆，义气干云。人虽羸弱，但昂然屹立于台岛黑风浊雨之中，名声特亮。他曾安排我秘密访问台湾，在国民党中造成“刘亚洲冲击波”，载入两岸交流史册。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博，一晚上输掉两千多万美金，是我亲眼所见。1996年1月15日夜，我已入睡，忽被电话惊醒。得知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宝哥于当晚八时左右在台北被暗杀。当时他正在自己开的“海珍宝粤菜馆”内与朋友聚会，有两个蒙面人闯入，对准宝哥连发六枪，脖子两枪，心脏部位四枪，枪枪致命。“四海”兄弟们连忙把宝哥送往医院。他的生命力极为坚强，一直到近凌晨一点才咽气。我整夜不能入睡。快天明时，蒙眬过去，竟梦见宝哥被害的场景，泪水止不住流出来。宝哥与我交往已届七年。两情相悦，肝胆相照。他突遭意外，又死得那么惨，能不心碎！往事历历，更添一分悲。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酒店，一个块头极大的人与他发生冲突，见他瘦小，不以为意，却不料他猛然跃起，抓起大理石烟灰缸砸在那人头上，鲜血长流。我见过无数台湾人，谈及宝哥，无不竖大拇指。他有着极好的人缘。他成名于此，也死于此。他曾说：“我没有敌人，若有，只有两个：过去是蒋经国，现在是李登辉。”1995年12月，在北京，他告我：陈履安和李登辉都来找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参选“总统”。陈履安反“台独”，李登辉搞“台独”。当然要支持陈履安，可李登辉是现任“总统”，大权在握，一旦拂他的意，“组织”和兄弟就岌岌可危了。李登辉心黑手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坚毅地说：“就是搭上性命，也不给李登辉做脸!”近来，海外盛传“台独”组织从日本重金聘了一批职业杀手入台，目标是反“台独”人士。宝哥对此并不在意，对我说：“台湾是我们的天下，哪有日本人来作秀之理？”竟不防范，结果在“四海”自家的根据地里，却着了别人的道，宁不哀哉!三年前，我曾送他一块印石，上镌八字：“国之大宝，四海归心。”那是我真情的流露。将来我要为宝哥立一块碑，上面仍刻这八字。宝哥，请安息。二十年后你又是一条好汉。那时我已年届六十。
虎跳峡
险！金沙江浩浩渺渺而来，在此处蓦地被横断山挤成一条细腰。金沙暴跳如雷，推开万仞绝壁，挣扎而下。一江怒水向北流。水势锋利如刀。黄河壶口瀑布扔头猪，下游捞起已褪光毛。曾有骡子跌下虎跳峡，不出一里，已成一副骨架。离虎跳峡尚远，隐隐闻杀声，如万马千军鏖战急。接近峡口，吼声震天。下到峡底，耳聋，只见嘴动，不闻话声。浪花迸射如雨，击人脸，生疼。十余年前，洛阳汉子郎保玉在此漂流，殒命江底。郎保玉因虎跳峡而扬名，虎跳峡因郎保玉而更出名。郎保玉原是洛阳一工人，家贫，听说外国人要来首漂虎跳，他奋起：“不能让外国人抢了先！'遂有壮举。离家时，与妻儿告别后，再不回头一下，一如当年荆卿。壮志不谓不凌云。但动机不纯心态不平，胸怀不宽，粉身碎骨已注定。外国人为何不能首漂虎跳？外国人首漂了中国人就没出息了？中国人该出息的地方多的是，用不着拿虎跳和壶口赌气。郎保玉勉强算条好汉。后来在壶口出现的汽车、摩托、自行车，统统混蛋。我们强大时就认为对方卑贱；到了衰弱的时候，自己又首先瞧不起自己。赖小平福，刚及温饱，便忘乎所以，欲当第一。做人应有大聪明。大国应有大气。今天科技爆炸，一日千里。
世界有三个市场：第一市场是发达国家的场地，他们以发明创造来赚全世界的钱，如美国；第二市场是购买专利进行生产，如日本；第三市场是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生意，如香港。欲强大，必须进入第一市场。我们发明了什么？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有一发明：把硬币用一根线穿起来，在投币电话上反复拉动。不花一文钱，就可以把电话一直打下去。跳壶口，是爱国主义；漂虎跳，是民族自尊；穿大漠，是为四个现代化奉献。荒诞被当成庄严，甚至被当成神圣。我们荒诞了何止百年？朝鲜战争中，一位司令员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战况。毛泽东请客，桌上有肉，毛泽东不吃。饭后端来苹果，毛泽东也不吃。司令员诧异，询问。毛泽东答：“你们在打仗。”司令员回到朝鲜，向部队传达，全军猴急。进攻某山头，平素打了许多次都冲不上去，这回战士们冲锋时高呼：“叫毛主席吃苹果！叫毛主席吃苹果！”一下就冲上去了。
我们民族血管里流着荒诞的血液。我们从小在荒诞的土壤中生长。大人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大人。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结果长大了统统为人民币服务。某小学政治考试题中有这么个题目：我们区的区长叫什么名字？孩子们凭什么要知道区长的名字！他们知道那个如雷贯耳的模范的名字已经足够了。而那个模范相当可疑：他做好事不留名，却把好事桩桩件件记在日记里。除了教育，还有宣传机器。“四人帮”的宣传机器是天底下最坏的东西。人能被说成鬼，鬼能被说成人。大粪变成黄金。张春桥、姚文元整整欠下两代人的血债。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新闻：报纸上。其他地方到处是新闻。前数日，某电视台宣传一农村干部，村里发大水，十几个孩子被淹，其中有他女儿。他只救其他孩子，不睬自己的女儿。水势渐长，女儿大哭：“爸爸救我！”却不睬。结果十几个孩子遇救，独他女儿溺死。他抚尸恸哭。一村皆哭。电视前，一省皆哭。独我冷笑：这种东西，还有丁点人味吗？宣传个什么趣！说他是畜牲，便污辱了畜牲。畜牲比人强。
汉奸
背后这棵枯树兀自在风中呜咽。它已死去五十多年，但屹立不倒。整个庐山都在聆听它的冤屈。它曾是“神树”，保佑庐山。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进攻庐山，受到中国军队截截阻击，死伤枕藉，上不得山。有汉奸告密：毁掉“神树”，才能上山。于是日本人用飞机炸毁“神树”。汉奸领着日本人从小路攻上来。庐山陷落。汉奸比鬼子更鬼子。协助外国人残害自己同胞，从古至今，中国第一。抗日战争也可以唤作“抗奸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了，抗奸战争正末穷期。“汉奸”这名儿也起得真妙。为什么不叫“华奸”？因为当汉奸的大都是汉人。汉文化是应好好反省了。最坏的主意是汉人出的。最好的山林是汉人砍的。最多的人是汉人生的。最不适宜的制度是汉人建立的。江青只能在中国，只能在汉族中产生，不可能在维吾尔族产生，也不可能在藏族、蒙古族产生。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故事。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河南烧、杀、奸、掠。有一个农村二流子也找来一身日本军服披上，拦住一个妇女欲强奸。该女甚烈，坚不从。二流子扑上去又撕又打，妇女反抗。相持不下。二流子终于开口，滚出一串浓郁的豫腔：“妮儿，你就从了吧。”妇女两眼一瞪，也用豫腔答：“咋啦？皇军也是河南人儿？”
（文章选自微信公号时局参阅）

yili

真先进榜样力量无穷，假先进社会影响最坏：
    应该通过媒体和网络，先介绍评比申报单位和个人真实先进经验和事迹，按照先进经验和事迹邀请相关专家评选并公布，目的在于号召广大民众学习真实的先进经验和事迹。避免只见大力表彰获奖名单，不见先进经验和事迹宣传介绍，甚至出现边腐边奖边升假模范，导致社会诚信和道德下滑危机。
    现在公开作假司空见惯，网络拉票谁亲友多投票多谁当选，因此网络自由投票并不真实。只有按照经考核业绩和事迹，实行匿名和亲友回避专家评选，设立知情者监督举报电话抽查，才有可能评选出民众信服有示范作用先进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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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与上授制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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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愈见光辉的灵魂
转载  音乐文化闲聊阁  2018-03-07
2018-03-07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

　　 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

　　 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

　　 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当时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

　　 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不满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　　

忍辱负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

　　 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忧，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

　　 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谀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就隔膜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大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毛说“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哪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

　　 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

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二十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分析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

　　 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

　　 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时穷而节见……

　　 1969年10月18日他被迫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化名“张普”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张闻天委身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中央。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当年写小说、写诗歌，而是如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却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纸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需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四十年前发出的震聋发聩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

　　 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

　　 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六百多座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1970年毛泽东曾在175号别墅住了二十三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

　　 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是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上来过五六次，怎么却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荀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作者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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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i

读《梁衡：“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愈见光辉的灵魂》：
自己忍辱负重事小，殃及黔首事大。慎之反思。
目睹灾难，而苟安而屈从，甚或避祸求生，不知化解济民者，理想何在？
前贤蒙难，后生觉醒。惶恐不安，岂敢苛求？悲哉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