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12上海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如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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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12上海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如期进行
朱泰提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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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12上海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如期进行  

每年3.12上海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如期进行
 这是上海孙中山故居，每年3月12日都要去祭拜🙏 上海市领导与辛亥后裔代表参加，缅怀辛亥革命先烈，浴血奋斗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开创宪政共和的业绩。
会后，辛亥革命前辈后裔，合影留念：照片左1孙中山曾外孙，左2是朱泰，左3是广州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声洞，方声涛女儿，左4是孙中山曾外孙媳妇，左5是广东国民政府许崇智的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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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25年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四步曲：
一，权力“赎买”政策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现分述之。
一，权力“赎买”政策
1989年后，中共最高层之间（所谓”八老“）背着人民做了一宗龌龊的交易：
1.以金钱交换年迈的领导人手上的权力，美其名为“赎买政策”。
2.答应退下来的“权力老人”的某些政治要求：
——每一家人允许在其子弟中提拔一个为高干。这一部分人就成为目前党政军内的太子党高官。
——其他子弟则安排他们从商“下海”。这一部分人成为商界的太子党巨富。
数目有多少？笔者无从知道，但肯定不会少，因为笔者认识一位元商界朋友，就专门为获得这些钱的“权力老人”及其子弟安排把来自国库的钱逐步逐步搬到国外，这个过程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最早拿到第一桶金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明目张胆的、赤裸裸的抢掠行径。笔者是因为采访工作关系，接触到相关的人士才获悉这种私相授受的勾当。

关于安排干部子弟接班方面，1989年后，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陈云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他在曾经高调表示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无奈陈云作出上述建议，他也不便反对），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正式成为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2010年《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借助权力赚取财富。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是典型的“红二代贪官”。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二，国有变党有、党有变私有
苏联东欧崩溃后，中共提出了一套应对方案：《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文件的第五部分：“五、面对苏联变化，中国怎么办？”提出七条应对政策，其中最后一条是：“7，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我当时一看，就明白这是明目张胆地宣布把“国有”资产变“党有”。文件说：
共产党必须控制财产经济，在目前局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1)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运行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殖，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
2）略去。
3）党管财产经济有利于维持稳定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党握有财产，政治稳定便有了载体，社会进步会依据强有力的利益主体的导向而不出现失控。现在党政一家，攻击政府便意味着攻击党，共产党没有回旋余地。设若党成为庞大的利益主体，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施加各种影响，政治操作上可有较大的空间。
4）党管财产经济的改革思路便于操作推行。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
5 ）历史经验证明，在东方国家，如果没有一支先进的、掌管一定财产的、有运作能力的部队，稳定将无法维持，现代化将难以实现。

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所有属于私人的财产都被“公有化”，而每个国民努力生产出来的财富，当然也更是“公有”财产。虽然这种“公有财产”的理论所有者是全体国民，但实际支配权还是共产党，中共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称之为“党产”。但自从这个文件下达后，中共就堂而皇之地视理论上属于全体国民的财产据为党有。所以这个文件是中共正式掠夺国民财产的滥觞。而自从“国有”变成“党有”后，下一步自然就是“党有”变“私有”了。
三，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扭曲
正如“国有”变成“党有”需要一个文件来确认，下一步 “党有”变“私有”，也需要一个政策来启动。这个政策就是把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政策，具体化为“让干部子弟先富起来”。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把“党产”转化为干部子弟的“私产”。
2008年内地官方网站新浪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无意中把这个扭曲过程披露了出来。
根据这篇文章，邓小平在一次非公开的会议讲话说：
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资产”。
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历程
接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用名正言顺的方法，使“国有资产”正式成为私有财产。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是趁国有企业改革而牟利的。
根据毛派知识分子张巨集良的估计，过去30年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被瓜分）的历程：
第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九十年代的所谓管理层收购。
第二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是2005和2006年达到高潮的银行改制。 第三轮瓜分国有资产的浪潮，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吸收民间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改革。
通过这三个瓜分潮，很多理论上属于“全民”的东西就合法地流入权贵的手上。
https://m.wenkuxiazai.com/doc/31e2f3f14b35eefdc9d33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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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撤销中顾委 "八老治国"成为历史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同时，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和薄一波等几老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治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八位元老政治家在新旧交替中
特约撰稿 ｜ 徐庆全
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常常能够碰到“八老治国”这样的说法（也有的说是中共“八老”、“八老议政”等）。说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八位元老政治家在新老交替、政体转型期间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
“八老”是谁？我认为，比较可信的版本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那么，从“八老”是怎样形成的呢。
“八老”登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以毛泽东接班人身份，总揽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1977年8月，在邓小平复出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有四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华国锋和这四位副主席组成。
后来成为“八老”之一的李先念，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在“文革”中尽管被冲击，但并没有被打倒。他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参与者，此后协助华国锋主持经济工作，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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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新的增选名单：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
陈云在党内资格老。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排行第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时，邓小平在常委中排名第六。这次陈云增加了一个新职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共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大致在这个机构中总其成。所以，以陈云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复出后身任要职，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凸显。另外，陈云在党内一直主持经济工作，1980年前后进行经济调整，陈云再一次主抓经济工作。他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著，成为有很大政治能量与话语权的“巨头”。
邓颖超虽然在党内并没有担任过要职，但也是老资格党员，加之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总理不在夫人在，尤其是当年怀念总理的情绪在党内外弥漫，邓颖超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
王震在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连任。这次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的地位提高了。
王震在1975年担任副总理，此时，邓小平也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王震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大力支持，在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走得更近一些。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震一度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属于被人们视为“文革”受益者的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那一个群体，与正在赋闲的党内老干部有更多的沟通话题；他又是在职的国务院副总理，尽管排名比较靠后，中枢的事情还知道一些，可以向老干部们传达更多的信息；他为人又耿直，老干部对他比较认可。所以，那个时候，王震表现得异常活跃。
1975年，王震协助邓小平工作。1977年开始，王震极力推动邓小平复出。1977年2月，王震就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就是通过他散播出去的。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为邓小平复出呼吁，王震也极力配合，呼吁及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于光远又去看邓小平，邓小平和他们谈话，后经于光远、邓力群整理，在《邓小平文选》中留下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复出后，很多事情比较倚重王震。在《邓小平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有许多批件，或者带上王震或者批给王震；邓小平处理国防、教育等事，听取汇报，也拉上王震。对于仅仅是中央委员且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靠后的王震来说，邓小平这样做，对王震的器重不用再说。所以，在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与邓小平有关。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在通过要增补的12位中央委员中，杨尚昆、薄一波名列其中。
杨尚昆，毛泽东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1956年，在邓小平任总书记时，他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与邓小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这次复出后，地位上升很快。1980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1981年7月，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薄一波，毛泽东时代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曾经说过他与邓小平的关系：“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小平同志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
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 小平首先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1982 年，薄一波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10年，前5年作为邓小平的助手，后5年作为陈云的助手。
彭真，毛泽东时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史上，党内地位比较高。在这次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在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次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八老”或者逐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如邓小平和李先念），或者复出，然后再逐渐确立党内地位。这三四年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都显现了“八老”的身影，他们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与此相伴随的是，华国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
中顾委成立，“八老”作用凸显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尤其对老同志让位，一些老干部的心态更为复杂。有些老干部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位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 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他说：“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 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10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 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 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1980年 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这个讲话。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为全党做出表率。
11月 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在1981年 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过程中，“八老”的地位开始凸显：
一、从中共十二届领导人组成看，“八老”都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显示出“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格局。
二、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定位，为“八老议政”或“八老治国”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从中央到省部级，履新者与老同志组成领导集体，上面加上一个顾问委员会，过渡时期的领导体制：履新者尊老，在位的老者强势，在“顾问”之列的老者退下来失落而心理脆弱（怕得不到履新者的尊重）有时候干政的作用格外凸显。所以，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央（“八老”）到省部级形成一个老人治国或者议政的局面，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比一人说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三、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四、1983年6月，中央书记处以书面通报的方式告知中顾委：“现在有些省反映，住在省里的中顾委委员，对省委工作的干预较多。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请中央顾问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做到他们既能发挥‘余热’，又不至于干扰省委的工作。”这是说的地方的情况。而从中央的情况来说，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时候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啦！”
从中央的“八老”到地方的顾问委员，怎样充分发挥余热，又不会对一线年轻同志的工作造成干扰，始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条历史线索贯穿其中。
从邓小平陈云领衔到第二代领导集体
说到“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
邓小平倚重胡耀邦，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接找胡耀邦谈，让他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常常主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铁腕执政，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以柔克刚。在那个时期，两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这两条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 与之相随的是，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中顾委机构撤销。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当时在世的开国元勋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全退或者半退。“八老”中，彭真和邓颖超基本上全退。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在国家主席任上，王震为副主席，从国家决策层面来说，可以说是半退。邓小平仍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仍然为副主任。同时，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处理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要邓小平来掌舵，处理重大问题上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样的决定，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是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时的格局来看，以中央决定的形式，确认了邓小平在“八老”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这时的“八老”，年岁已高，无论是全退还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露面。陈云有着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确立邓的地位之后，陈云就基本上退隐。他们对中央的决策的意见和看法，也只是私下交流而已。
与此同时，十三大后，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临时党委撤销，下属支部也一概取消。外地的顾问委员说是由当地党委安排工作学习，也没有实际作为了。之后，中顾委老同志们有组织的活动日渐淡化。
1992年，邓小平宣布辞去一切领导职务，同时，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撤销了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了陈云和薄一波等几老的无条件响应。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决定，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八老治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悄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民间又有新的“八老”名单。这个所谓的“八老”名单，人员有所增减，除了习仲勋外，万里和宋任穷也新增其中。但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而这新“八老”在中共十四大之后基本处于完全退休状态，对政局的决策力和影响力已经不能和80年代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