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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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信仰：人性与兽性
        为什么活着，就是信仰。无论理性或者感性，世界观人皆有之。宗教或者主义，一为传统神话，一为系统理论，也是信仰，都回答“为什么活着”。
         从历史考古，从人类进化研究，人类异于禽兽者，在于劳动互助，由此产生仁义礼智信观念，随着生产力推动，形成道德和法治。劳动互助，久而久之，就是友爱利他，也就是人性，真善美。
         宗教无不劝善，除去神话，善中皆蕴含人性。与真善美相反，则是假恶丑，源自动物生存竞争，残杀掠夺寄生，弱肉强食不择手段。没有道德感召，法治维护公正，无序市场竞争，金钱至上尔虞我诈，与禽兽无异。
        是故，儒墨讲仁爱兼爱，宗教讲慈悲救赎，欧文傅里叶批判私有制残酷，马克思批判资本流血，追求民主宪政，共产大同。
        因此，所谓没有信仰，实则是没有劳动互助产生的友爱，没有真善美，没有人性。反之，必然陷入兽性，好逸恶劳追名逐利，纸醉金迷极端利己，衣冠禽兽，万恶之源。
        皇帝真的自以为是上天之子吗？
皇帝无不神话自己，自己封为上天之子。因为上天“闪电雷鸣，山摇地动，洪水滔天”，飞禽走兽无不惧怕，黔首百姓胆战心惊。那么，上天之子必然可以假上天神威，令黔首匍匐臣服不敢犯上，万里江山飞禽走兽也要听从号令。所以，秦始皇自称天子，焚书坑儒钳制百姓思想，梦想可以家传天下万世。
         可是，秦始皇心里真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么，非然也。他有母亲和父亲，他战胜六国是驱赶士兵，用血肉之躯攻城略地打出来的。如果秦始皇是天子，腾云驾雾天兵天将，收复六国哪用得了那么费事，何况自己也吃败仗，也要生病吃药，特别担心不能长生不老。
         所以，要想蒙骗七国百姓，只有焚书坑儒禁锢言论，愚民洗脑分而治之。咸阳金銮宝殿皇帝龙椅高高在上，与群臣山呼万岁匍匐脚下拉开距离。出行车马乘坐龙撵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群臣维护左右或令百姓夹道欢迎或驱赶回避，制造天子“金口玉言生杀予夺”之神威。
         久而久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生杀予夺皆王恩赐，不只不能违逆还要叩拜谢恩山呼万岁。于是，培养许多顺民，连精忠报国的英雄岳飞也不敢犯上，还有许多如李莲英那样的奴才和鹰犬。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人非生而知之，皇帝亦莫能外，岂能无过？不要说儒生会发现皇帝过错，平民百姓也会辨别是非。因此，要封杀群臣百姓，只有暴力恫吓和神话帝王，或者两手交替使用。由宦官以及群臣百姓，俯首帖耳皆成奴仆，任帝王骄奢淫逸驱使宰杀。
         权奸赵高欲取代天子之权威，曾经以暴力机器为后盾，表演过“指鹿为马”恫吓群臣的测试。这就清楚地说明，皇帝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权威，通过神话自己和各种礼仪形式，达到禁锢群臣百姓独立思考，从而丧失辨别是非能力和从众心理盲目服从，以便帝王（或权奸）可以达成威加海内为所欲为之目的。
         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从而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的群众观，规定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强调共产党人的根本使命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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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两重性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动物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在财富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人的动物性都可能使人成为衣冠禽兽。
劳动可以创造越来越丰饶的财富，使人不需要争夺别人所有的财富，从而有希望摆脱丛林法则的制约。劳动需要人们互助合作，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日渐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因而社会各阶层和行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产生了友爱。于是，这种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就逐渐成为与动物性完全不同的人性。
情义无价天下归仁，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赞美光辉美丽的人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当代还处在财富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潜在的动物性都是潘多拉匣子里的魔鬼，在没有民众制约的权力、法制和道德的监控下，动物性的恶性膨胀都会像魔鬼一样危害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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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春节，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泽东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

　　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和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21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年9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

　　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年10月于北京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 2010年第3期 作者：刘崇文http://www.china.com.cn/culture/ ... tent_19611650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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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委员长的政治遗嘱



　　万里：1916年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五个子女。

　　再长的简介，都不如那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
……        ……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这篇通过4次采访整理出来的自述，可视之为政治遗言。



邓小平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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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党要有基本的政治伦理


　　建国60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60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60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60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60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60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

　　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60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

　　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60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60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位80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60年对22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70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30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30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30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50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50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60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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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清华大学谈改革，提出许多新颖观念，而且敏感的安全把握有度。其中，谈到国企改革化公为私，医改乱收费不人道，教改市场化弊端，都已经取得社会共识。
特别是谈到欧美原始资本主义弊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冲击，现代资本主义大众持股政府的严格监管财富二次分配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调整与缓和劳资关系以民为本是世界趋势。
谈及体制改革，举例办事效率高和官员廉洁，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的优势，是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序化和透明公开，泰国菲律宾印尼虽然引进民主却未能杜绝贪腐。
如美国政府行政严格程序化，加之民主和舆论监督，才可在公共资源需求大于供给情况下，既防止贪腐又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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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

        理论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消除私有制经济的自发、盲目、排他、互损缺点，应该优越于：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家决策。
         但是，以斯大林为首苏联社会主义实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被虚化，斯大林高度集权清除异己实施高干特权特供，实际上形成由上而下一把手的独断专行以权谋私。
         斯大林给其母亲写信自比沙皇，血腥压迫剥削远比资本主义倒退了。
         所以，国企改革我提出“还权于民”，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企业决策权，完善企业“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制度。充分发挥科技专家和一线劳动者积极性，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
         从欧文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到巴黎公社短暂出现，苏联所谓科学社会主义长期实践，都没有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伯恩施坦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工人（社会）党通过选举执政，（市场经济+私有制）x高税收＝>
（二次分配+社会保障）x均富＝高福利社会，已经在欧洲发达国家实现。
         爱因斯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斯大林邀请他到苏联去。
         爱因斯坦委婉推辞，说他信仰民主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