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广东顶住压力拨乱反正影响了20万人命运

yili

习仲勋在广东顶住压力干的这件事，影响了20万人命运
https://3g.china.com/act/news/10000159/20160709/23018783.html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6月7日起，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南方日报》联合推出了“百年追梦——老一辈革命家在广东”系列报道。“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7月8日，这组系列报道刊发了习仲勋主政南粤时的故事，其中特别提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顶住压力平反冤假错案、为20万人昭雪。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时间不长，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八个月，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这两年八个月，对广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履新：先抓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两件大事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任重、习仲勋（左二）
去年7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正式发行。这本书采用访谈形式，“由群众评说群众领袖”。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方苞。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方苞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曾近距离多次接触习仲勋。
方苞回忆，习仲勋来到广东后，首先抓了群众反映最强烈、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大的五件大事。排在第一位的大事就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仲勋是1978年4月5日抵达广东的。1个月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年，在“气候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中最早一批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任省委机要秘书的琚立铭回忆：“正是因为习仲勋思想解放，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方苞也提到：“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抓紧各级党委整风，从省委，到地委，到县委，层层整风。同时，积极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遗余力地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我参加了地委、县委两级整风，领导班子成员都联系期间的表现，联系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检讨个人应承担的责任，首先班子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在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听取大家批评。地委、县委各用了20多天时间。整风会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严肃认真，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检讨几次才获得通过”。
方苞认为，上述第一件大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习仲勋抓的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文革期间，广东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遍及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工作无法开展”，方苞称，习仲勋不仅平反了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还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各次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遗留的一大批冤假错案。
当年，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习仲勋还亲自处理了一批重大案件，污蔑彭湃、杀害彭湃亲属冤案，“李一哲”案件、庄辛辛案件、广东“地方主义”案件、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还先后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
压力：“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

图为1980年5月，习仲勋（左一）和叶剑英（左二）、许世友（左三）、杨尚昆在广州合影
方苞回忆，习仲勋抓平反冤假错案，非常认真、得力，“有些当时有争议的错案，他也花大力气去统一认识。他不回避矛盾，敢于决断，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复查广东“地方主义”案件，就是方苞所称的习仲勋不怕给自己惹麻烦、一抓到底的一个案件。
据《习仲勋传》记载，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先后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其后，冯白驹、古大存均被撤职。
书中称：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习仲勋和广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书中记录，复查“地方主义”案件遇到了巨大压力：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
习仲勋主政广东16个月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8月印发《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给带领群众“闹事”的秘书撑腰

杨尚昆、习仲勋与广东省领导乘面包车下乡。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习仲勋传》还记录了一个细节，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习仲勋曾经给带领群众“闹事”的秘书撑腰。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贾延岩（据海南史志网，贾延岩现任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曾担任他的秘书。贾延岩曾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当年，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书中记录：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 校对：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