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里的支教老师 - 《法制周末》记者观摩调研网络支教

龙城人

4月下旬，在任教的英语课上偶遇记者武杰女士观摩调研甘肃省平凉市刘窑小学网络课堂。作为义工我无法接受采访，不过我建议她以亲身所见所闻客观报导。

龙城人

“我给你们看中文，你们凭记忆，说出对应的英文。”“English class，breakfast……”
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南坪乡刘窑小学的教室里，支教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一组这样的对话。
学生们抬头看着老师，然而，这节英语课的老师朱玮并未站在讲台上，而是出现在挂在墙上的大电视里。“请大家尽量看我这里，嗨，看这里！”来自重庆的支教志愿者朱玮提高音量，集中同学们的注意力。
从地图上看，刘窑小学和重庆之间的距离超过1000公里，此时他们却只有“一屏之隔”。
这便是上海“支教中国2.0”公益组织的项目，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跨越距离上的障碍，将城市里的志愿者与偏远地区受助儿童间的距离从万水千山缩减到“一屏之隔”。
从2013年年底至今，这已经是“支教中国2.0”建立的第7个远程教室，以往“支教中国2.0”的远程教室大多建在孤儿院、社区活动中心，或者当地公益组织的活动场所里，这次是他们第一次走进学校。

跨时空的沟通与融合

在刘窑小学二楼的教室里，近20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整整齐齐地放在课桌里，为了防灰，被毛巾盖的严严实实。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才小心翼翼地搬出来。虽然学校先前开设了信息课，但是没有电脑的实际操作，书本知识形同鸡肋。这个学校的100多名学生几乎是第一次接触电脑。
三年级语文老师，同时负责计算机课辅导的刘鹏程老师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当城镇的孩子开始用电脑写作业、做练习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从插电源、按开关、使用键盘到操作鼠标，都需要手把手的教。
4月24日，星期五下午，按照课程表的安排，三年级的学生在远程教室上计算机课。孩子们熟练地打开电脑，等待着电视屏幕另一端的计算机老师——全职妈妈周淳。上节课学习的是使用word文档打字，周老师留下了作业，打出《春日》和《咏柳》两首诗，可是对于这些零基础的孩子来说，打一首诗要花费很长时间。
这节课他们要挑战学习画图，周老师提出了期待，希望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同学们可以自己制作贺卡。
周老师在屏幕上讲解将椭圆形变成圆形的步骤：“长按shift键。”教室里传来刘鹏程老师和王亚飞校长的指导：“压住shift。”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帮一些学生找到按键。不一会儿，十几台电脑上都出现了一个涂满红色的圆形。
从见到电脑时的不知所措到顽皮的自由操作，孩子们这一切的改变，是从“支教中国2.0”搭建这间远程教室开始的。
今年年初，“支教中国2.0”公益组织创始人顾思毅从上海出发，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飞行抵达西安咸阳机场，然后坐4个小时的大巴到平凉市，再转车经过两个半小时，第一次抵达甘肃平凉市的庄浪——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顾思毅说，去一趟来回路上就要折腾两天。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远程教室走进校园的第一站放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贫穷和偏僻遥远，而是学校有70%的留守儿童。他们一直关注的是艾滋家庭儿童，灾区残疾、失亲儿童以及如同刘窑小学里留守儿童这样的边缘儿童。
庄浪县团县委副书记张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刘窑小学留守儿童比例基本代表了整个庄浪县的情况。全县45万人口，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超过10万人。
于是，顾思毅带着一台大屏幕电视机、一个摄像头、一套全向话筒、一批电脑，在这里建起了第一间远程教室，“帮助这些留守儿童们改善教育教学环境，同时关爱他们的健康成长”。顾思毅说：“远程教室的目的不是教会孩子解答多少数学题，背诵多少英文单词，我们更注重不同背景人群间跨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从支教1.0到2.0

“支教中国2.0”是典型的互联网用词，是通过互联网让城市里闲散的公益资源到偏僻的地方，提高支教效率，帮助孩子们更快地接触到较发达地区的人、事和思想。
“支教中国2.0”核心成员之一、爱生雅集团法务总监赵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很多企业的电脑都会更新换代，自然会产生一些淘汰品。实际上，这些操作尚好的旧电脑，一到乡村学校，马上就成为了老师和学生们最欢迎的学习和备课工具，发挥了极大的再利用价值。”他希望这些电脑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激发他们认识外面世界的欲望。
菲律宾志愿者Abi的全英文课堂正是这样的目的。虽然他的全英文授课很多学生都听不懂，但是与一个外国人沟通已经是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的第一步。四年级班主任凡娟娟坦言，她自己虽然教英语，但是也不敢跟外国人说话。
在农村小学，不仅有“开不了口”的英文老师，还有紧缺的师资力量和配套。
在庄浪县，一个20多年工龄的公务员工资是3000元，而一个在村里工作不久的小学教师，因为有偏远地区补助，比他们高出一两百元。南坪学区校长马建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庄浪县地区艰苦，所以教师工资比平凉市要高出七八百元。即便有相对高工资的吸引，农村小学还是普遍面临教师资源严重缺乏的问题，许多农村小学的老师也一直想回到县城去。
南坪乡有15所小学，其中10所六年制小学、5个教育点，一共大概1100名学生，但是却只有130位教师，同时承担着各个学校校长、会计、总务等职责。马建生说：“我们这儿除了老师，都是兼职。王亚飞正职是语文老师，校长算是兼职，以前还同时担任着英语老师。”
在刘窑小学，有118名学生、11位老师，只有一位本科生，其他都是中专自考的大专或本科。名义上是6位语文老师、5位数学老师，他们同时也是英语、品德、科学、体育、信息、美术以及音乐老师。教学任务重，很多老师都是一周回一次家。学生们离得近可以走读，老师们则是寄宿制。
其他课程还能照本宣科，但音乐、美术、信息却一直是老师们头疼的课程。美术课老师让学生们自己照着书本画画，音乐课就用手机下载、功放器播放音乐，让同学们跟着学。五年级的柳蓉同学低声说：“有时候也让我们自己唱。”因为三年级从新疆转学回来，她是班上普通话最标准的孩子。“那五音不全的同学呢？”面对法治周末记者的提问，孩子们面面相觑，低声讨论着五音不全是啥。
据顾思毅和一些乡村老师的调查报告显示，很多时候，这些课程只存在于课程表上，让孩子们自习是这些缺乏专业老师课程的最终归宿。王亚飞说，这已经是进步了，十几年前，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老师要带一个年级，一星期35节课，什么都教。
为了弥补专业老师的欠缺，“支教中国2.0”联系南京师范大学的志愿者。4月底，音乐、美术、书法课将加入到刘窑小学的远程教室课程表中。
一直跟随学生们上课的王亚飞说，他每天都会跟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通邮件，及时反馈遇到的问题和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这次我们建议周淳老师能多巩固计算机打字的内容，进行一学期都可以，要让孩子们熟练才是目的。”他说。

对留守儿童的特殊照顾

甘肃省历来是劳务输出大省，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它每个村庄里。
按照建设新农村的统一规划，甘肃省刘窑村前几年统一盖了新房，白墙青边，水泥地，小车可以直接爬山开进村里来。村里的老人说前两年还是破破烂烂的土墙泥地。然而，大量劳动力外出，让这个干净整洁的村庄显得格外落寞。
阳光正好的晌午，零零散散蹲坐在街边晒太阳的尽是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不愿跟爷爷奶奶沟通，更多以沉默对抗。五年级的刘爱霞和同学匆匆走进家门，甚至没有看一眼坐在门口的爷爷奶奶。吸着手卷烟的爷爷主动进屋打招呼，两个孩子却催促着法治周末记者不要搭话：“咱走吧，走吧。”
马建生说，南坪乡学生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12年是1500多人，到现在只有1100来人，每年以150人的速度减少。这些学生很多都去了县城或者父母打工的地方学习。而每年全县招考的好老师，也大都被县城的学校吸收了。
从刘窑小学、南坪中学毕业的高一学生刘婷(化名)，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电脑，而县城的孩子早已熟练掌握了；由于小学老师英语发音不准，上了初中她听不懂英语老师说什么，直到现在还在适应；更别提跳舞、唱歌这些特长。“以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三四十个人，现在只有十几个。因为能转走的都走了，相比农村，县城的教育更好。”她说。
当她把退学打工的想法告诉远在青海打工的父母时，父亲急得一晚上没有睡觉，卧病在床的奶奶也一直叨念着，要学习学习。即使要供5个女儿上学，奶奶也抱怨“屋里经济压力大得很”，但是刘婷父母认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为了给予刘婷这样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在英语、计算机、音乐、美术等课程之外，“支教中国2.0”专门在周末开设了针对留守儿童的“周末e课”。顾思毅说：“留守儿童和学校里面的孩子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周末会带着孩子们去周围逛逛，看看动物植物、文化艺术，但是当地留守儿童，没有人提供这些陪伴教育，我们希望网络教育能补上这部分的缺失。”
刘窑小学的“周末e课”由企业志愿者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周末e课”活动组织者林祖庆介绍说，他们的课程主要是给孩子们讲一些环保、科普知识、生活常识等。王亚飞说，一些基础常识，说起来简单，教起来却需要很多的努力，课件上的图片文字比例要适合电视屏幕的播放效果，环保常识跟学生课本重复的地方要修改，身份证买火车票、乘地铁，这些与孩子们的生活太远要删除。

远程授课的弊端

五年级的柳静圆作为留守儿童，每两周会参加一次这样的课程。她害羞地低着头，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上课的感受：“非常羡慕他们说的生活，比我这样的要好，长大以后我也想过那样的生活，但是跟我的生活距离太远了。”
然而这些话，讲课的志愿者们并不知道。虽然志愿者们不断根据上课情况改进授课内容和方式，通过提问、互动、小游戏想要引起学生们的兴趣，但是对于这些出生在闭塞农村的孩子们来说，跟陌生人自如的沟通还需要更长时间。
无论是朱玮的英语课，还是周淳的计算机课，提问的答案总是沉默。当他们找某一位同学回答的时候，却是可以得到正确答案的。
面对法治周末记者的提问，孩子们也总是以简短的“是”“好”“对”来回答。如果问的再多，孩子们便只是低头笑，甚至直接跑回家里锁上大门。
在这个建在山上的村庄里，一个陌生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所有人的警惕。有老人担心孩子被拐卖，将正与法治周末记者沟通的孩子拉回家里，锁上了大门。
对于在互联网另一端的志愿者们，因为孩子们的拘谨而无法对他们了解太多，这也是远程授课的弊端。曾经与女儿多次参加暑期支教的志愿者林祖庆认为，如果是面对面的交流，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反应，判断孩子们的接受程度，但是透过镜头，毕竟距离太远，学生们的反馈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林祖庆相信，经过更长时间的陪伴，孩子会慢慢地接受和信任他们。
关注孩子们的学习和心理，这也是“支教中国2.0”关注边缘儿童的初衷。“我们并不是说取代线下支教，线下支教的志愿者出现在当地，对孩子们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暗示，但是远程支教可以提高这一效率。”顾思毅说道，“‘支教中国2.0’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和留守儿童实现网络面对面交流和即时互动，实现远程教学，可以降低志愿者远赴他乡支教的成本。”
顾思毅立志高远：“刘窑小学是甘肃省第一间远程教室，当然不会是最后一间。”他希望，这些已经建立的远程教室能够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在志愿者和地方形成一个良好的运行模式。他甚至希望创造“平凉模式”，不是简单地搭建一间教室，而是形成一种互联网使用意识。“通过互联网，平凉可以使用本省其他城市的教育资源，甚至还可以将甘肃省的教育资源输出，把远程教室做成一个长效性的活动，一直走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