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惨痛的记忆:今天是“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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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惨痛的记忆：今天是“5.16”

今天是“5·16”
  文/杨川
一
“5·1”、“5·4”、“5·12”，大家耳熟能详。那么“5·16”呢？不止是年轻人，恐怕相当大一批中年人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炉，号召向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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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迄今五十年，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抹不去的一段记忆。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但对于平均寿命不足八十的人来说，就是大半辈子的光阴，足以对过往细细反思。

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整整十年。一代人，在最好的时光，最美的年华，放弃学业，“停课闹革命”，走出课堂，搞大批判、大串联、搞文功武卫，上山下乡。在癫狂中荒废大好的青春。。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饱受蹂躏。不忘过去，就是要以史为镜，牢记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二
文革之罪，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破四旧，立四新”，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承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程度的破坏。当时的红卫兵砸庙宇、烧典籍、挖祖坟，凡是过去的东西都属于封建主义遗毒，进行砸烂、横扫。摧毁了传统文明基础，使得人们的“三观”至今都在重建之中。当今诸多弊端归根结蒂就是文革的谬种流传。我在二十多年前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是文革的后遗症二十年后会充分显示出来，已经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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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揭发、斗争、彻底摧毁了人与人之间信任、善良、包容和友爱的基石。那时，妻子揭发丈夫，儿女和地主、资本家、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学生殴打老师，成为组织上大力褒扬的事情，传统伦理价值荡然无存。它形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还多多少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是砸烂公检法，使得艰难建立中的法律体系分崩离析。红卫兵随意抄家、打人，高级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名演员、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教师医生，更是打击的集中目标。私人财物被抄走，珍贵图书、唱片以及科研资料被销毁。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冲击公安系统，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当时各地都有不同的武装派别，进行真枪真刀的战争。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更有甚者，在文革最疯狂的那几年，草菅人命的现象十分普遍。被称为“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及其子女，一不小心就会被夺取生命。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了66年8月，大兴县5天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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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丧失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东西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要受到批判。人和人之间首先要讲阶级，讲成份，而不能讲人性，否则就是敌我不分，立场有问题。只要土改中被划成了地主，一辈子包括子女在内永无出头之日。那时，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戴高帽批斗、、挂黑牌子游街、皮鞭抽打、弯腰九十度“坐飞机”、剃阴阳头……各种摧残人的手段用之不尽。看到街上有流浪者，就要想到是不是流亡地主，是不是特务，不能随便给予帮助。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还写了一篇《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邓朴方曾摇着轮椅去和他辩论。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认可“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就是受了这种流毒的影响。

   三
对人的侮辱，对人尊严的侵害，对人性的践踏，贯穿着文革的始终。下面讲几件七十年代初，文革中后期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几个例子。

四川渠县县委的一位年轻干部，和女朋友两人在家，一伙人像打了鸡血一样悄悄守候在外，等着抓流氓，等他们关灯后一拥而入捉奸。该小伙子后来被大小会议批判，写检讨受处分，从此与无缘仕途，一辈子灰头土脑。

我的高中同学秋，一位非常的漂亮的女孩，因为给心仪的男生写了一封表达爱意的信，被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痛批，各种挖苦羞辱的语言，让她抬不起头而辍学，命运由此逆转。

四川渠县三板乡，一位叫孙泽尤的16岁贫农少年，在包谷地里强奸了10岁的地主女儿，还理直气壮地在县委大院张贴大字报，说是地主女儿偷公社的包谷，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不受损失，和地主子女作斗争。大字报里还有许多下流的描写对受害者进行人身侮辱，比如：“阴道里有血丝”等等，无耻恶毒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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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和苦难，铁板钉钉，不容抹杀。

   四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这个决议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具有不可动摇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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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那么一群天天鼓噪重回文革、歌颂文革的极左分子，建立网站和公众号，不顾历史真实，摇舌呐喊，对青少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需要高度警惕。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日益强大，民主法制不断健全，以人为本成为共识，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悲剧重演。

马丁·路德·金有一名言：“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人是最高的正义，天赋人权，其它都是浮云。世上所有理想，所有目标的价值，都比不上人的价值。大凡需通过毁灭人性来达到的目标，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只要违背了人的发展，即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的发展，就违背了社会的最高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记住“5·16”，记住人性的悲剧。

（杨川完稿于2018年5月16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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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毛泽东策划反右派斗争文件解密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内、民主*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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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2年11月02日 10:37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https://zm8.sm-tc.cn/?src=l4uLj8 ... 1%E5%92%AC%E8%B0%81
中纪委王文风记述：
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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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吴邦国委员长是清华六六届毕业生。恰遇文革，在学校里待分配，又恰遇当年蒯大富造反派捉拿“工作组长”王光美，王慌不择路，跑到吴所住的学生宿舍，又恰好吴在宿舍里。
当时的毕业班都昐望早点分配工作挣钱养家，对文革造反十分反感。吴见王光美逃到他的宿舍，连忙让她躲到床上，拉下蚊帐（当时清华学生都是八人一间，上下铺，书桌堆满书籍，挤得满满）。
吴佯装在宿舍读书，等造反派挨家搜人到他房间时，吴演了一场“阿庆嫂救胡传葵”的戏，“面不改色心不跳”，还对造反学生（都算是他们毕业生的“学弟”）很不客气，就一句“没看见”。
王光美就这样逃过一刼（但后来仍被蒯大富等设计诱捕）。两年后，吴被分配到上海某无线电厂，安排到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研究室工作。
后来刘少奇、王光美平反，王向中央及上海的领导谈及往事时，他们才在上海找到吴。从此吴步步高升，直上到中央常委加上人大委员长。可见当年做善事必有好报！早安[玫瑰][玫瑰][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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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网络上曝光出太多扶老人被讹诈，老人在公交车上强坐女孩腿上，公交过网络上曝光出太多扶老人被讹诈，老人在公交车上强坐女孩腿上，公交过站老人强抢方向盘，广场舞大妈扰民强词夺理，更有在公交上摔倒赖上让座小孩得无耻事情，等等这些负能量的新闻，为道德沦丧推波助澜。国人愤慨，悲哀，叹息“老人变坏了”。

其实，我想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1966年至197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那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更对人性造成巨大摧残。

文革中，搞阴谋的是30-40岁的，这批人现在基本已经死绝，活着的也是80多岁高龄，很难出来祸害社会。但是，被利用的造反主力军是10多岁至20多岁的青少年，他们正值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在这场浩劫中国被扭曲，人类的所有劣根和丑陋都被激发出来，后来很难变回“好人”，只不过被法律等约束，不太容易再肆无忌惮干坏事。同时，这些人成家生子，在这样的父母言传身教下，他们的后代同样形成了自私，暴虐，无耻的性格。

如今，这批人已经变老，正是60多岁70出头的老人，社会的不良风气使他们看到有利可图，就又出来作乱了，后面还有他们30到40不等的儿女支持，发生那些无耻的事情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南京彭宇案助纣为虐，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能讹诈一笔是一笔，讹诈败落不承担任何后果。好在达州警方给予讹诈者处罚，虽然不重，但大快人心，拨乱反正，正能量。

让我们看看这些老人们当年都干了什么好事吧：

1.        大家都知道老舍吗？知道老舍本来获得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吗？知道老舍那年被这些健在的跳着扰人广场舞讹诈小孩的老人们迫害死了么？去度娘一下吧。

2.摘录：

王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野蛮和残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与这骇人听闻的巨大数字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数血淋淋的场面，例如１９６６年“红八月”中，北京市大兴县对当地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灭绝人性的

大屠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没有必要更详细地举证“文革”之野蛮和残酷的无数事例，因为每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对此有着最深痛的感受。

然而了解这类事实并不等于就能够说明他们发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们往往已经对昨天的无数惨剧感到困惑难解了，例如“文革”结束以后编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对学生烹食老师事件的记述：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才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

也许，今天的“令人费解”与昨天的惨剧有着同样的残酷，因为我们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样巨大、惨目的代价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片昏瞀的结论，那么，我们拿什么去让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呢？所以，尽管“文革”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时，这也恰恰是我们有责任从文化源头上说明其来龙去脉的理由。

3.看看这些历史照片吧，血腥的恐怕难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