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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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罪行摘要》放映交流会 已结束
时间:   2014年03月16日 周日 14:00-18:00
地点:  北京  通州区  宋庄小堡环岛北500米（艺术东区路口）栗树画廊
费用:  免费
类型:  电影-主题放映
10 人感兴趣   6 人参加

活动详情
《罪行摘要》展映+观影交流

展映时间：2014年3月16日14：oo
展映地点：宋庄栗树咖啡馆
联系：15811312110


仅以此片献给所有不为人知的，无辜的文革受害者。
影片基本信息：
片名：罪行摘要
制作人：徐星
出品时间：2014年3月

2011年，我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位老人公
布在自己博客上的一批文化大革命时期“现行反
革命”的犯人登记表。
​
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这些
所谓的犯人来自浙江的不同地区，在浙江省衢州
十里丰农场服刑。表格里埋藏着的沧桑内容，使
我在看到表格的一刹那产生了去找到这些当事人
的冲动，我意识到农民阶层在文革研究中很少被
提及，他们的经历也鲜为人知。

我很想知道这些“现行反革命”们当时和以
后的命运，于是，拿着这些粗糙泛黄的表格的复
印件，我动身来到浙江。”

【李摩诘：
看了徐星新纪录片《罪行摘要》。深感彪悍的电影是没法进院线的，不看却是要大受损失的。
片子首次记录了“文革”期间因各种莫须有罪名被打入牢狱的几位浙江农民，被关押多年，身
心俱创，生活已毁，而今国家毫无赔偿。
徐星请他们回望往事，有的已经失常，有的讴歌着党的“伟大政策”期望能够给予“补偿”，
有的依然恨意难平，有的表述模糊不清，也有谈得极其精彩的，是当时的地主富农子女。很少见
到这样人物出现在镜头里，故事绵长，吐词优雅，面孔黝黑，双眼明亮。每个人都活生生，悲惨
却时而让人爆笑，影片情绪和节奏把控一流。
观后谈有人说：中国人应该甩掉文革惨痛记忆，放下包袱走向宪政云云，真不懂道理何在。
功利化和策略化地对待历史，无论出于何种“好目的”都会走向反面的。第一步只能是直面真相，
珍惜每个个体生命。牺牲真相，只能累积罪孽。
徐星像音乐领域的崔健，真汉子，艺术家，都做得透彻。】

徐星：先锋派作家、纪录片导演。成名作《无主题变奏》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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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然后翘首等候“四人帮”表态。“四人帮”保一批，打倒一批，不需要任何理由。
“四人帮”操控一切，清除异己拉帮结派，制造混乱火中取栗，企图篡党夺权家传万世。无耻伎俩，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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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2015年07月15日08:23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http://fj.people.com.cn/n/2015/0 ... ?from=singlemessage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1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１９６６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再说一说“大串联”的情况，我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说。我调到北京来后，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毛主席接连八次检阅红卫兵，大概接见了１３００万到北京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到处可以吃饭。当时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套一块红布就行，这给组织接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举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车上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但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谢富治、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车上，他们都急了。我在后边的另一辆车上，一看要出事，赶紧下车向前挤，但根本挤不过去，我被挤得前心贴后背，喘不过气。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１９６６年，毛泽东被欢呼雀跃的受阅红卫兵围在中间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

　　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泪盈眶。

　　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３００万。当时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万，不到４００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很好，还有一些军队“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片沸腾。

　　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的人就少了。

　　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

　　李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新疆工学院红卫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得“西纠”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文涛揪走了。

　　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

　　我和丁国钰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

　　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

　　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没有问题。

　　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

　　那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得人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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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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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时期，宋彬彬是学校里的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当时，在同班同学刘进的带动下，她们一起贴出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

　　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学生也无心上课，批斗校领导的行为时有发生。高潮出现在8月5日，该校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活活折磨死。

　　　"8.5"事件13天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并向他献了红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毛泽东继续问。宋答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吴德口述：“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

        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