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当政治家遭遇诗人——关于哈维尔与布罗茨基的论战

jenny

　　　　
　　
　　在一篇演说——《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的开头，当时还担任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回顾：“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雪崩般坍塌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噩梦——后共产主义——似乎已取而代之……”
　　这篇演讲发表在1993年的《纽约书评》杂志上。其后不久，该杂志又注销了一封对哈维尔的观点持质疑与批判姿态的公开信，作者是美国籍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这封点燃了20世纪末最深刻的一场思想论战的书信里，布罗茨基不无讥诮地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见贝岭先生的《哈维尔与布罗茨基》一文）布罗茨基的意思很明白：哈维尔先生，你把民众的良心想象得太好了，你错了，民众总难以为那些高贵的观念热血沸腾，自由如果能带来面包，也许值得他们为之一战，如此而已——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冷漠的，请不要忘却了“平庸的邪恶”。
　　在对禁锢的极权状况下生活的人们的神态与心理的推测上，哈维尔与布罗茨基出现了歧异，这歧异是如此严重，以致于使同为反抗极权的坚决斗士的两人要反目以对，刀兵相向。而我以为，引发这场争论的，决不仅仅是两人的身份因素：哈维尔是政治家，所以要说民众的好话，至少要善意地揣测他们的心性；布罗茨基是独立的诗人，所以不必说任何人的好话，他只对自己喜好乃至信仰的诗歌负责——这不是在解决问题，或者正视问题，而是在用概念简化问题，如同布罗茨基批评哈维尔用“共产主义”之类的政治术语“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一样。同样，认为分歧的产生是因为两人对人性的看法的差异：哈维尔相信人性本善，皆有恻隐之心和道德感；布罗茨基则是个人性的悲观主义论者，只注视人心里那冷漠的一面——也不能将我说服，特别是关于哈维尔，在他的作品里，我并没有读出他对人性善的丝毫信赖，作为一个囚徒、异议人士、真诚的政治家，一个被专制苦难压抑得几乎窒息的人，他可能比布罗茨基还要明白“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的道理，他对未来是怀有信心和乐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人性的乐观。
　　演讲时的哈维尔确实有些自视良好——这似乎是他在公众场合的一贯姿势，可这是否为他的真实心声，我们却难辨真假。而布罗茨基的说法是尖锐的：“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这是布罗茨基的公开信里最让我深思的一句话。说到底，这里的“理所当然的善良”正是反叛者普遍的道德高标：在一个众所公认的极权空间里，反抗者虽然没有将自我的行动上升到“我反抗，故我存在”的高度，但至少也是“我反抗，故我正确”，至少在道义上占据了相对的高地。不反抗的人，如哈维尔所说的，“我的朋友和故旧”，便要承担良心上的愧疚。反抗与逃避——或者对极权的认同——成了划分善良与邪恶，划分道德与非道德，判别是否有基本的良知，以及是否有罪感的唯一（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关键的）标尺。政治就是讲究敌友之争，如果能将卡尔·施密特的这个判断剥离原本的语境，用在这些决绝的反抗者身上，也是相当合适的。这种政治二元论确实很受反极权的斗士们的拥戴，至于原因，是极权敌人的过于强大而迫使他们必须如此决断，还是极权主义思想遗留给他们的心理毒素，却无法说清。
　　“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布罗茨基的话不是说给哈维尔一个人听的，而是所有的反抗者。我不认为这句话代表着一个真理，但我却坚信，它是一条我们必须正视的常识。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严重缺席了，于是我们便以为，惟有反抗极权主义，反抗专制的政府，才能使我们找回丢失了的良心。这里潜藏的，正是反抗者的自我美化或神化。布罗茨基说他们在回避自我分析，也即是说，必须看到自己心中的恶。对极权的反抗，可以是以善抗恶，但同样可以是以恶抗恶——如果是后者，又有什么理由能说明自己是出于良善呢？仅仅因为抗击的对象是罪恶的吗？恐怕不那么简单。而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这种浅薄的逻辑——“我反抗，故我正确”——却异常流行，反抗者们只看见极权主义眼中的梁木，却忽略了自己心灵上的芒刺。——在神灵的视野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恶的，都是有罪的。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明白布罗茨基下面这段话的重量：“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据贝岭先生介绍，他在与哈维尔面谈时，哈维尔曾表示，他与布罗茨基的这次争论是不成功的，混乱的。贝岭认为，“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作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细节，哈维尔是面对大众发言的，尽管他不是一个用简单的文思取悦大众的人，但他也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用时下学界流传的一句俗话说，政治家哈维尔是有着微言大义的，他完全可以不赞成他所出口的话，而诗人布罗茨基却没有明辨是非，尽管他明白哈维尔的苦衷，“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但他还是坚持，“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立场迥异到这个无可缝合的地步，争论也只得适可而止。
　　而我们的反思却不应该顺此停滞。政治家与诗人难道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政治家就必然认同“我反抗，故我正确”的论断？诗人对人性的悲观又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损害？诗人们不是不懂得政治的要义——“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布罗茨基对哈维尔的这点体谅，再也明白不过——但仍然要坚守他们的职责，说出事件的真相——或者说，常识——即便讲台下的听众会怒气冲天，即便被哲学家柏拉图驱除出理想国的大门。这正是哈维尔与布罗茨基的这场激烈的论战所要告诉我们的，或许政治与诗歌的斗争，将是一场永恒的斗争。而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反抗者们，以及将以反抗为志业的青年们，做一个政治家，还是诗人，却是不得不审慎直面的问题。
　　我似乎回到了我在文章开篇所批评的地方：用身份与一些概念简化问题。真是抱歉，看来我也应该及早退回一个事件陈述者的立场。在我自觉地缄默之前，我还是决定引述一段话，这可能便于我们认清这场论战的实质，我们的艰难处境，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做出扮演哪一种角色的决断：当吉瑞·莱德尔问哈维尔，你的政治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哈维尔回答：“我是在马萨里克·安的人道主义精神下成长的。我从家庭图书馆最早发现和阅读的书是来自这个传统，起先我必然是受其影响，以至后来这个影响转变成——几乎总是这样——一种青春期的夸张和对于它的反抗。后来我平静下来，逐渐形成了我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我总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政治家。我不是性格内向的人，而更像一个‘政治动物’，但是我并不是想参加政治活动。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在剧院工作。有朝一日我希望实现我的一个古老的梦想——拍摄一部影片。我想我所卷入的政治仅仅符合一个作家的身份，即作为一个人去评论而不是实际从事它。或者更精确地说，作为一个人通过评论而从事它。”而我们的反抗者是否还停留在“一种青春期的夸张”的状态呢？他们似乎更应该记下这场访谈的标题：“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
　　
　　2005年1月21日于宁波

jenny

“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成了划分善良与邪恶，划分道德与非道德，判别是否有基本的良知，以及是否有罪感的唯一（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最关键的）标尺。”

这句话说得好，是不是也可以拿过来说，每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几乎会自动把自己当成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或者去判断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