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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统考曾经的政治审查制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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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0 00:27:1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全国高校统考曾经的政治审查制度回顾
——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作者:袁剑平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6-10 00:3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高考记忆:邓小平删掉的这四个字价值万亿!

刘胜军  牛眼参考  3天前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ID:caijingknowledge
今天 6 月 7 日,高考日。

40 多年前的 1977 年冬天,570 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最终 27.3 万人走进高等学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被录取的幸运儿,其中就有李克强总理。高考前,他还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克强在田头锄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

那一刻,不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也从此扭转。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邓小平的一锤定音开始。

▲ 77 年高考现场

1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特指从 1968 年代开始一直到 1978 年代末期为自愿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大多数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1966 年文革爆发。文革导致高考停止,到 1968 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随即,大批年轻人下乡去农村,每年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在约 1200 万至1800 万之间。

2
邓小平拍板

1977 年 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 10 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但会议的细节却是历史的激荡。

1977 年 8 月,年仅 31 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正在上海家中过暑假,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

中央办公厅给你一个电话,邀请你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希望你明天赶到北京,参加这个座谈会。

这个重要会议由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亲自主持,参会者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清华大学何东昌教授、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教授、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童第周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教授等大咖。

温元凯是唯一一位 40 岁以下的代表。



8 月 4 日上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开场就说,他向中央请命分管科技教育,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想了解大家对科教发展的想法,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尽管发言。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最后不得不以“点名”发言的方式打破沉默。首先发言的是年纪最大、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教授。

温元凯说:

没想到杨石先教授一开口就开始自我检讨,他说今后一定要进一步下农村、下工厂,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改造。我注意到邓小平皱了好几次眉头,他也不好意思打断老先生的发言,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助手——18 位副教授和讲师都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邓小平当即表态,把苏步青的助手全都调回来。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一石激起千层浪”。

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温元凯说:

我就举手插话,我说小平同志,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我提 16 个字叫:‘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的发言立刻就对我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大家当然都楞了,什么叫四分之三?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准’可以拿掉。

被邓小平删减后的高校招生方针变成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座谈会召开时,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下发全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

温元凯回忆:

邓小平很厉害,马上就说能不能收回,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我们又耽误一代人。我当时记得邓小平讲完这句话,表完这个态,我们人民大会堂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连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年轻女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我们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了中国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邓小平对温元凯讲:

你可是我们这次代表中间最年轻的,今年才 31 岁。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要打棍子。



1984 年,温元凯的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波,温元凯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1988 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温元凯于 1984 年在合肥召开了“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讨论会”,成为我国企业改革的先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民间发起的大型全国性集会。

3
高考往事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 8 年知青后,1977 年参加高考,当时是 24 岁的“高龄考生”,当时外语学院招生规定考生不能超过 25 岁,王毅差一点与大学失之交臂。1978 年,他进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就读于日语专业。



1974 年,从内蒙古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 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 60 多公里远的红格尔公社插队。

郭树清是为数不多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知青之一,他对付寂寞和劳累的方式是读书。当年在红格尔公社民族用品厂上班的董正义,一直记得“挺瘦挺高、白白净净”的郭树清给知青们讲“剪刀差”这个经济学名词时“头头是道”的样子。

1978 年,郭树清考入南开大学,虽然插队耽误了几年,但郭树清仍然属于年龄小的学生,有的同学直接喊他“小郭”。



1977 年,许家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报名,但因为时间仓促,没有考上。第二年,许家印复读再考,伴随地瓜和小麻油挨过了寒冬,1978 年如愿考上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在人口达 1000 万的周口市,他的成绩位列前三。



1979 年高考前 8 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



俞敏洪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英语却只考了 33 分。

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英语只考了 55 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是 60 分。

1980 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 40 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 95 分,总分 387 分。俞敏洪如愿被北大录取。



4
铭记“改革的精神”

2018 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移世易,改革的内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邓小平在恢复高考决策的“改革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 历史责任感:不能再耽误一代人

• 市场化:删除“领导批准”

• 执行力:发出去的文件再收回

张维迎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改革家”:

• 就像上世纪 80 年代那样,有广泛讨论、有学术界大胆地参与。

•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人,老百姓都可以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 这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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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6 00: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1984年,在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工作的张爱,参与起草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直到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才被废止。但直到2009年,“家庭出身”还出现在《高校毕业生登记表》上,比如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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